在目前的中国艺术研究中，固然有不少学者专注于书画史，亦有个别专家长于真伪鉴定，但严格来说，两者兼擅者为数甚少。傅申教授正是此类兼通的学者。据其自述，傅教授与中国书画结缘，始于1955年入读台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当时主要学习书画篆刻等美术创作;其后考进文化研究所，开始迈进美术史的门坎，之后更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工作，遂专注于书画研究，并奠定了一生的事业方向。[i]1968年，傅教授前往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随方闻教授攻读艺术史博士，后受聘于耶鲁大学，任教四年后转职至华盛顿，在史密斯桑宁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之下的佛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工作十四年，至1994年返回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从这历程所见，傅教授先后于台湾及美国攻读，深深认识中西艺术史研究方法，同时亦于两地博物馆工作，除得见台北故宫所藏书画名迹，又长期接触美国及世界各地收藏，故其治学既以书画实物为本，又结合中西理论，取其所长，以书画鉴定与书画史研究为一生追求的目标。数十年以来，傅教授的书画研究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其鉴目之准、学问之深、见解之独到，早为学术界一致推崇。其治学之道，对于从事书画研究者来说，实具极高的参考价值。

　　书画鉴定

　　书画史的形成源自书画作品的出现，故研究书画史不能不以作品为中心。然而，由于传世书画真伪糅杂，名迹的鉴定由是变得异常重要。古代的鉴赏家往往身兼书画家、美术史家，或收藏家，多是在长期接触书画实物下，以其经验与识见，加上个人的眼力，为书画判别真伪。随着时代及文化环境的改变，现在一般学者多缺乏与书画名迹朝夕相对的条件，鉴定之事遂变得份外困难。傅申教授在事业之初，已得观台北故宫所藏书画，其后于美国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所见公私所藏书画不计其数，由此累积了丰富的观书阅画经验，而书画鉴定，亦成为治学的重点。

　　傅教授对书画真伪的关注，早见于台北故宫时期。当时他不仅将美国纳尔逊美术馆(Nelson Gallery)所藏的一帧无款山水画定为宋代江参之作，更对巨然的传世画迹，作出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ii]其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时，除了以该大学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黄庭坚书迹《赠张大同卷》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外，更与王妙莲合着出版《鉴定研究》(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iii]该书洋洋大观，以美国私人藏家沙可乐(Arthur M. Sackler)所藏画迹为基础，详论中国绘画鉴定问题，将中国传统鉴赏方法与西方艺术理论结合，一方面阐述与鉴定相关的种种课题，尤其重要者是鉴定方法的探讨，另一方面深入讨论石涛作品的真伪，为以后的绘画判真辨伪作出具体示范。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期于香港发生了一件有关绘画真伪鉴定的论争，与傅教授直接相关。事缘1974年香港学者徐复观教授于《明报月刊》发表文章，讨论台北故宫所藏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无用师卷」与「子明卷」的真伪问题，指出前者为伪，后者为真。[iv]此看法实时于学术界引起争议，学者纷纷撰文讨论，其中傅教授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作出驳议，考订「无用师卷」始为真迹。[v]傅教授当年的结论，已广为学者认同，其鉴定方法既讲究文献考证，更重视观察作品的风格，包括笔墨特点与题识书风，甚具说服力。

　　傅教授其后在美国的日子，包括四年耶鲁的教学以及十四年佛利尔美术馆的工作，长期致力书画研究，书画真伪的鉴别，一直是其究心所在。例如1977年出版的《笔有千秋业》(Traces of the Brush)书法大展图录，除了收录美国公私所藏的书法展品、介绍中国书体及书法发展简史外，更专辟「法书的复本和伪迹」与「祝允明问题」两章，专论书法辨伪。[vi]「笔有千秋业」是美国最早而迄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书法展，当时外国观众对中国书法并不了解，傅教授于此图录中兼论复本、伪迹、鉴定等问题，其苦心不难想见。又如1981年與日本學者古原宏伸合作編寫的《董其昌の書画》，傅教授負責書法部分，詳論董其昌書法的特點，並論及書蹟真偽的問題，對於董氏書蹟的鑑定研究有開拓之功。[vii]另如1991年出版的《血戰古人──張大千回顧展》(Challenging the Past: The Paintings of Chang Dai-chien)，是沙可樂美術館的大展圖錄，書中對張大千的繪畫与張氏偽作古畫的問題，有極為精闢的見解。[viii]事实上，此时期傅教授所发表的文章数十篇，不少都与真伪辨证相关，涉及的书画家包括苏轼、黄庭坚、张即之、邓文原、赵孟俯、黄公望、倪瓒、沈周、董其昌、八大山人、石溪、龚贤、王翚、张大千等，其中如将台北故宫所藏一册《楞严经》由白居易改定为张即之所作，将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书迹《移守保宁诗卷》由邓文原改定为莫是龙之作等，都是书画鉴定研究的上佳示范。[ix]

　　傅教授书画鉴定的成果于返台后依然丰硕，例如1998年为台北故宫展览编写图录《张大千的世界》，同年又撰文反驳高居翰(James Cahill)以为《溪岸图》是张大千伪作的说法，可说是张大千鉴定研究的延续。[x]事实上，从这段期间的大量著作所见，傅教授的研究仍以鉴定为关注焦点，诸如将传为钱选的《卢仝烹茶图》改为丁云鹏手笔，确定旧传李成《乔松平远》定为郭熙真迹，将日本高桐院的李唐山水对幅改定为宋末或元初之作，再考定黄公望《九珠峰翠图》为真迹，将黄公望《雨岩仙观》改定为谢时臣所画，鉴定原藏于日本藤井有邻馆的《砥柱铭卷》为真迹等，都为传世书画的鉴定作出了贡献。[xi]若论最为触目的著作，则是2004年的《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一书。[xii]此书撰写的缘起，是由于台湾学者李郁周教授指出台北故宫所藏的唐僧怀素《自叙帖》并非真迹，而是由明代文彭所伪造，故傅教授为此进行详细论证与考辨。[xiii]虽然是针对《自叙帖》的真伪而撰写，惟因为所涉问题甚为复杂，例如写本、摹本、母本、刻本、题跋、印鉴、行款、剪装等范畴，故傅教授不仅分析《自叙帖》孰真孰假的问题，更讨论中国书法鉴定的各种原则、方法、陷阱等，意义可谓巨大。早年的著作《鉴定研究》主要着眼于画迹的鉴定，而此书则专论书法，可说是继《笔有千秋业》展览图录后有关书法鉴定的力作。事实上，书中除为《自叙帖》作「临床诊断」外，更详论书法鉴定的种种问题，其中对「鉴定心理」的讨论，以及借鉴刑事鉴识学的方法，尤具创见。此书出版后，因又发现有藏于日本的《自叙卷》残卷，傅教授最后再行撰文，考定台北故宫的《自叙帖》并非怀素真迹，而是北宋末年的映写本。[xiv]在整过论证过程中，傅教授强调了「让证据说话」的原则，将材料细心排比、观察、分析，抽丝剥茧，以期得到客观公允的结论，而其缜密的逻辑思维与细致的鉴定工夫，更是表露无遗。

　　书画史研究

　　鉴赏家不一定是艺术史家，盖后者需要有历史眼光、文化视野，才能利用传世作品与文献数据，通过研究，重现艺术史的真相。若本身不擅于真伪鉴定，则需参考鉴赏家的结论，以便能在可靠的作品断代下，进行研究。傅申教授精于鉴定，又是艺术史家，其鉴定成果固然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但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与书画史研究相结合。

　　纵而观之，傅教授的研究主要是从传世名迹出发，审视书画发展的重要历史现象，时代由唐宋迄今，范围除真伪考证外，亦包括书画家、风格史、收藏史，以及其他重要的艺术史课题，所涉甚广。大体而言，或可从以下三点窥见傅教授的贡献。其一是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完善。傅教授早年在台北师大与故宫时，已深谙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对文献考证的掌握既深且广，至赴美师从方闻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遂得以接触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从而参考运用。当时方闻教授借鉴西方理论，力主以风格分析进行断代，以求重构可足征信的中国画史;其「结构分析」方法，即是针对十四世纪以前的山水画史而提出，旨在为中国早期山水画的断代订立准则。[xv]傅教授并没有单纯承袭此「结构分析」之法，而是更全面地结合视觉分析与文献考证，根据不同个案情境，研究艺术史的种种问题。此种方法既注重敏锐准确的眼力、细致的排比分析技巧，又倚赖深厚的文献工夫，以及缜密的逻辑思维与论证能力。在风格分析方面，傅教授早在故宫时期已从风格上的比较，检视巨然传世画迹的真伪;在美国撰写博士论文时，更进一步以逐字排比之法，详细分析黄庭坚的用笔特性，一方面具体说明黄庭坚的书风，同时更为以后判别黄庭坚书迹真伪确立标准。[xvi]这种方法为以后书法研究者所普遍采用，影响甚大。中国书画的笔墨涉及复杂多样的用笔技法，非深明此道者往往难以掌握，傅教授本就精于书画篆刻，深晓笔墨之理，加上长年接触各地公私收藏，观书阅画经验丰富，故其对于作品风格的分析，甚具说服力。事实上，他的书画史研究一直重视笔墨技法，并以之为判别个人风格与时代风格的关键所在。例如在鉴定石涛《空山小语》一画的真伪时，从画中渴笔勾勒的特点出发，探讨渴笔技法的渊源与发展，并以同期画家的作品进行排比审视，不仅证实该画为石涛真迹，更得出明清之际画家以渴笔为尚的结论。[xvii]严格来说，这种微观与宏观兼具的研究方法，固然有赖风格分析的具体运用，但亦往往需要结合研究者的历史与文化视野，以及文献资料的梳理与考证工夫。纵观傅教授的著作，其研究不仅是书画鉴定，亦不仅是书画风格史，而是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书画发展史。他对于书画传统、鉴藏文化、宫廷赞助、复本传拓等课题的研究，可充份说明书画史既有其本身的美学特性，亦同时与其他人文领域密不可分。

　　其二是专题领域的开拓。书画家研究是众多学者所一直重视的范畴，傅教授亦不例外，惟他往往在专家研究中引导出更多的相关课题，甚至形成了研究系列，为书画史带来既深且广的视角。例如他在1971年對《畫說》作者問題的考證，即開啟了以後一系列有關董其昌的研究，包括與日本學者古原宏申合編的《董其昌の書画》以及一連串的論文;近年更由董其昌的船上書畫創作，拓展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書畫船」，將山水文化、鑑賞文化、書畫史共冶一爐。[xviii]又如其张大千的研究，源自于故宫时期研究巨然时发现两帧张大千伪作，其后一系列的专书与论文，不仅全面剖析了张大千的一生与艺术，更由张氏的伪作重新为传世「古画」进行检视，从而解决了不少画迹归属的问题。此外，由于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书画鉴藏乃成为兴趣所在，鉴藏研究的系列著作，亦由此展开。上文提及的《鉴别研究》主要是以沙可乐藏画为研究对象，而以「鉴藏史」为课题的，则以发表于《故宫季刊》有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的一系列文章为代表。[xix]这些文章的撰写源自他对台北故宫所藏名迹中的印章题跋的好奇，故出发点亦是与鉴定有关，然傅教授利用历史文献，深入探讨元代皇室的书画鉴藏及其相关问题。鉴藏是中国书画史的重要部分，过往学界有关元代皇室鉴藏的情况只是一知半解，这一系列有关元代皇室收藏的文章，可说是为中国书画史填补了一段空白。其后傅教授所发表有关王铎与北方鉴藏家的文章，亦是鉴藏史的性质。[xx]近年较新的领域，则是乾隆皇帝的研究，包括其书画、所藏名迹，以及与之相关的课题。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收藏家，本身亦擅书画，要认识清代宫廷书画活动与收藏，以至中国后期的鉴藏史，实不可不对乾隆作全面的研究。傅教授的部分研究成果已见于学术期刊与研讨会中，探讨了若干课题，如乾隆的代笔、「静寄山庄」等。[xxi]以上所举之例，乃是书画史个案研究的典范，从中不难窥见作者的前瞻性眼光与历史视野。

　　其三是对中国书法研究的发扬。1977年《笔有千秋业》图录的出版，是在配合展览之下，为外国观众提供了认识中国书法的机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回响，而就黄庭坚《赠张大同卷》的研究，亦是美国最早以单帧中国书迹为题的博士论文，对美国学术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颇有凿空的意义。其后于1981至1983年，傅教授与日本中田勇次郎合编《欧米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初出版一套四册，后再增明清两册，将欧洲及美国所藏的中国书迹挑选刊载，并就各代书法发展撰文分析。[xxii]此六册名迹集至今仍是了解欧美所藏书法的最重要参考，而其体例亦成为以后同类型著作的典范。在美国以外，傅教授的书法研究于台湾、大陆等地更受注视，毕竟研究书法史者仍是以华人地区的学术圈为主。傅教授出身于台湾，于美国工作结束后亦返台，其研究发表于台湾自是理所当然。[xxiii]与大陆结缘，则早见于在1977年。当时他以美国科学院所派的中国书画专家组成员身分，前往大陆博物馆考察，后来大陆开放，其研究更迅速为内地学者认识，并产生启示的作用。部分原是英文的著作，如《笔有千秋业》展览图录，亦于国内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而其文章更是大陆研究书法史所必须参考的数据。近年各地的学术交流，越趋频仍，傅教授的研究一直是中外书史学者的关注焦点。目前书法史研究的发展正盛，傅教授多年来汲汲于学术耕耘，可谓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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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教授无疑是当代数一数二的书画鉴定家。他在过去数十年为传世书画鉴真辨伪的贡献，早为学术界所推崇，正如国内学者薛永年教授编着《名家鉴画探要》一书时，即列举傅教授为十位当代顶级书画鉴赏家之一，并指出其治学的三个特点：「一是从个人风格的鉴别上丰富了方闻的鉴定学理……二是对书法鉴定的深入研究……三是对张大千艺术的透彻研究。」[xxiv]鉴定学本身是一门专业学问，若与书画史研究相结合，无疑更具有宏观的学术意义。傅教授以真伪鉴定为立足点，从作品审视书画史的发展，所治之学实远远超过纯粹鉴赏家的工作。当代学者鉴识与史识兼具者，本就寥寥可数，傅教授为个中翘楚，已是公论。

　　傅教授在1994年由美返台后，由于环境的改变，得以于研究之余，重拾笔砚，以翰墨为乐事，并多次参与书画展览等活动，同时又致力于教学之事，对于新一代书画研究人才的培育，可谓不遗余力。据笔者所见，傅教授甚喜与年轻人相处，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亦谆谆善诱，乐于指导。记得在2003年他应中大之邀，担任伟伦访问教授，当时除主持公开讲座外，更为艺术系研究生特意安排工作坊，于文物馆挑选藏品，作为实例，讲述书画鉴定的问题。又如2004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至人无法」展览，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所藏八大山人与石涛的书画。此展览至为难得，艺术系遂邀请傅教授由台湾专程到澳门，带领研究生参观，傅教授欣然答应，参观期间逐幅展品细心讲解，同学皆获益良多。此二事是傅教授与中大结缘之例，从中可见其扶掖后进的苦心。是次傅教授以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文化讲座学人身分，再次前来讲学，与中大师生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如此学术盛事，实令人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