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日本人当年对印象派的热捧相似，中国公司对西方艺术品的追逐，更多伴随着国际化的营销行为和身份彰显。

　　11月4日，拍卖行佳士得在传奇画商Jan Krugier的宅邸举行了一场夜场拍卖会。《华尔街日报》报道艺术市场的记者Kelly Crow看到三个中国人为了一张俄国画家夏加尔的画竞相追价，但这并非高潮时刻。

　　毕加索的作品《两个小孩》估价900万至1200万美元，最终以282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买家被证实为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当晚佳士得并不太如意，在一系列作品未成交之后，这个来自北京的电话为当晚带来了生气。

　　两天之后，当Kelly走进苏富比[微博][微博]夜间拍卖现场时，同样发现了很多中国面孔。此前一天，万达斥资270万美元买下了毕加索1965年的画作《戴帽的女人》。

　　过去几年间，这两家世界上最重要的拍卖行早已感受到中国买家蕴蓄的力量。中国的新一代富人已步入拍卖会上最积极的竞拍者之列。佳士得已经在伦敦和纽约的办公室招聘更多可以讲中文的员工，中国买家购买的份额可占其全年收入的20%。5月的苏富比春拍上，一位买家曾以2130万美元购入毕加索的《阅读的女人》，身份最后被证实是中国人。7月，一位内地买家又以500万美元在佳士得购入一幅米开朗基罗的炭笔画。

　　然而在一些评论家眼中，万达此次在艺术市场的高调行为，多有为获取国际知名度的造势意味。由于两年前以26亿美元收购了全美最大院线AMC，加之王健林作为中国首富的身份，更加剧了媒体报道的热度。过去一年来，万达不仅在伦敦购买酒店和游艇公司，此前不久，它还曾向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计划修建的电影博物馆捐赠2000万美元，被看作希望与好莱坞增进联络的举动。万达不仅试图掌控作为院线的终端，更觊觎进入电影制作等产业链的上游。王健林则表示，希望到2020年近300亿美元的收入来自国外。

　　一位艺术评论家对此表示，“金砖四国的巨头们想通过购买艺术品的方式融入富裕的西方主流社会。”

　　这自然令人想到，1980年代，日本人也是这样热衷购买印象派作品。自1987年到1990年4年间，国际拍卖场上40%的印象派作品都流向了日本人。当年日本安田火灾和海事保险公司，也曾花费3900万美元购得梵高的《向日葵》，这间一向只在小范围为人所知的公司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媒体之上，引发其它公司效仿，印象派作品一时卖得火热。但正如历史上的“郁金香效应”一样，最终因无人接手最后一棒而泡沫破裂。

　　中国买家的品味常常成为议论的话题。中国的艺术品市场非常年轻，即便是成立最早的拍卖行嘉德也只有20年历史。当佩斯、高古轩和白立方这些海外知名画廊竞相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都在这个市场搜寻和展现具备潜力的本土艺术家。对他们来说，下一个重要议题是等待机会，将中国的藏家带往自己的主场，令他们对西方艺术萌生兴趣。他们一直在期待这一时刻的来临。

　　这是一个在时间上难以估量的化学反应。中国藏家虽然已经成为艺术品国际交易中最值得关注的力量，但他们多数钟情于文化上更接近的本土艺术—中国藏家一年在中国书画上的投入为4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苏富比和佳士得去年的印象派和现当代的艺术品交易加起来都多。万达之前的藏品也多为吴冠中和李可染。一些公司则带有将海外文物回归中国为己任的心态。

　　这些在拍卖场频频举牌的中国买家才刚刚入场。毕加索是中国人普遍认知的几个艺术家之一，其它还包括梵高和莫奈，如果算上安迪·沃霍尔也可以。比如同一画商遗留下来的里希特和康定斯基的作品则遭遇流拍—论艺术价值这些人的一些作品可能与毕加索不相上下。

　　万达所购买的这幅毕加索作品，过去5年内曾出现在多个艺术品博览会上，一位不愿具名的艺术评论家透露，3年前去世的日内瓦画商Jan Krugier的大部分作品早已私下出售，剩余的打包给拍卖行，他虽然眼光超群，但库存毕竟有别于收藏，两倍于估价的成交价也超出很多人的预计。

　　只是印象派毕竟还是汲取了不少来自日本浮世绘的灵感，不知中国人是否会像日本人一样最终对西方艺术萌发出浓厚的兴趣。无论如何，关于王健林的故事已经越来越好莱坞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