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今年受邀作为第九届连州摄影国际年展的学术主持，一直对摄影有着密切关注的他谦称自己只是一个门外汉，每次对摄影的阐释都是一个挑战。

　　记者：作为今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学术主持，您在2006年第三届连州摄影节的时候就参与出席了与摄影师和观众的交流会，最初连州摄影节是如何引起您的关注，经历了近十年的发展后，连州摄影节与国际上的众多摄影年展相比有哪些差异和不足?

　　朱大可：我关注它首先是因为被邀请，而后才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连州摄影展的特色在于，它是一个中国地区的展览，所以必定具有“中国特色”。一方面它是目前最国际化的展览，向中国观众展示了最多样的域外摄影师的作品，同时，也为本土摄影师提供了自我表达的重要平台。就展览的规模而言，目前还没有其他中国地区展览能跟它相提并论。而它跟海外其他国际年展相比，最大的缺陷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地理位置导致的交通不便，第二是审查太严，而后者显然是所有中国影展都要面对的难题。

　　记者：您自己是否也是一个发烧级的摄影爱好者?自身的摄影经验在评判作品的时候是否会带上个人喜好的倾向?

　　朱大可：我有时也拍一些照片，但主要用于做自己著作的插图。我没有那种到处旅游和拍照的狂热爱好，但我对图像是敏感的。我对题材、对象、构图、光影和色调，有自己的偏好。我最喜欢的是那种能够自我叙述的图像，最烦的是唯美的沙龙摄影，它们的甜腻令人不快。我不参与摄影师及其图像的遴选，我只负责阐释而已。对于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每一次阐释都是挑战。

　　记者：作为文化界知名的学者与批评家，您曾以“中国文化守望者”的身份入选《凤凰生活》杂志推出的“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在您看来，以摄影的方式介入文化有哪些特别之处和局限性，摄影是如何体现其文化性的?

　　朱大可：摄影所制造的图像，涉及人类/民族的视觉记忆，具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其次，摄影也是一种艺术，它试图说出跟绘画、音乐和文学截然不同的话语。一幅好的照片往往会引发震撼效应。它不仅冲击眼睛，更击中我们的灵魂。这就是摄影的精神性价值。照片的局限性在于，它所营造的时间是凝固的，需要用想象和经验加以补充，而这方面，视频也许能做得更好，但正是这时间的凝固性，有时反而成为摄影的本质性特色。摄影制造了一个有边框的空间，而这个富有意义的边框，让摄影师成为画家的兄弟。

　　记者：今年连州摄影节的主题是“告别经验”，这似乎是每个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要面对的瓶颈，而此时在摄影圈被提出，这个时间点与国内整体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契合之处?

　　朱大可：我不知道。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化正在处于严重的低谷状态，而正是这种虚弱，反而酝酿出新的生机。自从在上世纪80年代觉醒并启程之后，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进程是迟缓的，始终未能达到我们期待的高度。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告别经验”，就是试图寻找更多突围的契机。

　　记者：您在主题阐述文字中提到“对于摄影师而言，针对摄影本身的救赎，才是至高无上的使命”，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当下全民摄影的时代中，摄影师们应该更加专注于摄影作为一门艺术的本体，而并非演化出的其他跨领域的可能?

　　朱大可：我之所以强调摄影是一门艺术，是想要在专业摄影和大众摄影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但我不认为摄影可以就此自我封闭，而跟日常生活经验、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其他艺术门类脱钩。摄影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直接映射，没有任何样式比摄影更渴望来自“现实”的输血。

　　记者：关注类如连州摄影节这类专业摄影节的多还是较为资深的摄影爱好者，可能只占大众人群的很小比例。摄影这个行为在现在已经变得几乎零门槛，但大众所接受的多是事件性的影响和消费类的潮流，虽然摄影对人们来说已经不是难事，但专业的摄影师仍然是先锋的、超前的。在您看来，先锋的带有独立思考的审美与趣味，是否有一种更具渗透性的方式来影响大众?

　　朱大可：从来就有两种先锋，一种是拒绝大众的、孤芳自赏的先锋，而另一种则是跟大众趣味紧密捆绑的。这两类先锋都能创造出文明的价值。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那些跟大众趣味接轨的先锋图像，就会发现一些基本，比如其题材(对象)属于大众日常生活，或者大众关注的社会政治事件。这类讯息往往是大众理解摄影师的中介。没有这些易于理解的因素，先锋思想就无法获得有效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