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朝阳区望京的一个社区边上，梁克刚正在计算着怎样让他所担任馆长的元典美术馆不烧钱，这是他作为民营非营利美术馆馆长的工作重点。在花了3亿元创办的上海龙美术馆、2.79亿元投入的银川“黄河艺汇”、以及即将开馆的余德耀美术馆面前，一年运营成本不到200万元的元典美术馆着实有点“不上台面”。

　　即便如此，让一个运营成本不到两百万的民营美术馆如何收支平衡，仍然是一个让馆长颇为头疼的事情。资本成分单一、社会化程度不够，是中国民营非营利美术馆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有三块资金来源，一是投资人出资，二是政府的各项补贴，三是社会捐助，一年三项加起来两百万左右，我们就把这200万花好就行。”已经让元典美术馆走上正轨的梁克刚说来轻松，但200万元的资金中个人出资占比一半，所能拿到的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实在少之甚少。

　　与梁克刚的“斤斤计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紧跟着政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号召，数以亿计的民间资本正推动着各种文化产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以刘益谦、王薇夫妇的龙美术馆，温州郑好创建的昊美术馆上海馆、温州馆等民营美术馆的开馆为标志的新一轮民营美术馆热潮在财富推动下愈演愈烈。

　　多元资本催热新一轮美术馆建设

　　90%的民营美术馆背后的资本成分与地产有关，这也是前两轮美术馆热潮的共同点。而对于新兴的这一轮热潮，尽管来自于房地产的资本支持仍是主导，但资本成分的多元化趋势显而易见。

　　梁克刚告诉记者：“新一轮的区别就是投资多元化了，过去大多是有地产背景的资本在做，现在纯粹作为文化产业类型的越来越多，以前做美术馆的目的不是做美术馆，而是通过美术馆来做地产或直接拿地做商业项目，现在有部分资金是从文化产业投资的角度来做美术馆，这是产业链条上的一环，也是比较核心的一环。模式是先建美术馆，然后依托美术馆的资源往文化产业延展，所以现在专项资金越来越多。”

　　梁克刚目前除了担任元典美术馆馆长外，还担任青岛天泰和还未正式开放的广东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这三家都是非营利注册的民营美术馆。据梁克刚透露，除了青岛天泰是当地地产商投资外，元典是谷燕女士个人出资，广东也是本地企业家私人投资。

　　而在上海，最受关注的龙美术馆和余德耀美术馆背后的资本成分——金融和海外资本，则更说明了这一轮民营美术馆资金的多样化。

　　政策是新一轮热潮的主要推手

　　在多元资本进入民营美术馆的背后，政策红利似乎是主要推手。这点在二、三线城市表现得似乎最为彻底：在宜兴或景德镇的某条街上挂着三、四十家“美术馆”的牌子。所以在二、三线城市，这一轮美术馆热或许应该称为“建美术馆热”。一座座“白盒子”迅速在各县市盖起，有的简单挂些的架上作品，大多数“白盒子”最后成了商业项目，或是空空如也的烂尾楼。

　　这种美术馆热的背后，矛头自然直指开发商的跑马圈地。用文创的概念拿地究竟有多大的优势?梁克刚表示：“这种现象多在三线城市，做美术馆比较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是和地方政府谈判的优先条件。”甚至有人称，实际上拿地价格差很多，特别是在三线城市和县城，文化产业用地，成本比商业开发或住宅开发会低一倍。

　　上海多伦美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创始馆长沈其斌甚至直言：“如果纯粹是做美术馆，第三轮浪潮不会来得那么踊跃。”沈其斌持批判态度的，是在三线城市“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美术馆”。“政府从宏观政策上对文创产业的政策性引导和态度，导致很多企业从建美术馆入手从而达到资本与政府勾兑的目的，许多美术馆打着文创产业的牌子，真正对文化创意的构建并不能起到推动作用。”

　　如果说以当年地产商陈家刚创办上河美术馆为代表的第一轮热潮，还是对艺术理想抱有一些热情的话，在沈其斌看来，第三轮波及到三线城市和小县城的美术馆热，更像是赤裸裸的商业：“据我了解，政府对文化艺术从宏观政策上越来越支持，而且有越来越多明确的政策，比如文创产业的扶持基金。一旦中央出了政策，地方就要用政策，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机会和利益。而且在跑马圈地的过程中，美术馆是和一般地产不一样的亮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老思路，用文化贴金，拿地比较容易。”

　　在很多地方，美术馆的建设模式是政府主导、资本唱戏。梁克刚说：“很多地方政府没钱，财政紧张，开发一大片区域的时候按照规划要求必须配置文化设施，但是政府又没钱建文化设施，只能跟开发商谈判，让他们来建文化设施。一线城市对土地控制还是比较严格，土地出让和可调控的空间较小，三线城市还是土地财政，文化产业立项拿地相对比较容易。”

　　沈其斌也看到了这种问题，“政策是这一轮美术馆热潮的亮点，文化用地可以优惠到甚至作为土地划拨。另外有的也可以在原有的规划上送开发商更多的容积率，比如送两万平方米，企业或许做美术馆只有五千平方米，剩下的还是商业。”

　　至少让水流向文化的田里

　　挂艺术的“羊头”卖商业地产的“狗肉”，这种论调让有地产项目的南京四方美术馆创始负责人陆寻很委屈。“从四方美术馆来说，文化立项顶多就是政府会优先考虑，坊间经常有说文化立项去圈地然后‘挂羊头卖狗肉’，但是我们把它真正做出来了。我们当时给政府怎样的规划，现在是完完全全一成不变地做出来的，一直保持当初项目的纯粹性和学术性。”

　　“我觉得我们挺不一样的，不要把我们归到浪潮里面去，我们或许具有特殊性，但没有代表性。”如今，吸引人们来到交通并不方便的南京老山森林公园的，是多年铸一馆的四方当代美术馆，以及另外二十多栋由矶崎新、妹岛和世、Steven Holl、张永和等在内的著名建筑大师自由创作完成的建筑作品。

　　并非以单独一个民营美术馆聚焦，而是作为整个文化项目的面世，或许是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的特别之处。对陆寻来说，这是事实，却不是他想强调的重点，陆寻再三表示：“我们不像那些具有雄厚资本、大量藏品的民营美术馆，我们只是非常小的私人公司，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为了做这个也停下了很多其他项目，从大的方向上讲，觉得自己是南京人，希望能回报给这个城市一些东西，而且艺术一直是我和我父亲很喜欢的。”

　　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作为陆氏父子“一个很理想的追求”花了他们将近十年的时间。支撑这个理想的，自然是父亲陆军常年对书画、民国文人手稿等藏品的热爱，以及陆寻作为新晋藏家近几年来对当代艺术的追逐;让这个理想落地的，则是陆军作为董事长的江苏四方文化实业集团。

　　“1.6亿美元包括整个园区的所有投入，从土地到建筑，但只包括现在已经建成的，大概还有30%未完成。”陆寻强调，“我真是希望大家更多关心艺术和建筑，而不是关心花了多少钱。”

　　沈其斌也坦言：“像南京四方最后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包括华侨城，也是真正干了跟艺术有关的事情，这一波热潮中，包括龙美术馆、昊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等，都是值得鼓励，需要推动的，是对艺术生态有作用的。”

　　尽管对这一轮“建美术馆热”背后的利益输送持批判态度，但大家对新一轮民营美术馆热潮的前景却都表示乐观。

　　梁克刚认为：“现在是建美术馆热，能不能真正开下去，很难说，但这也不是坏事。先建起来，逐步淘汰。以前进来的资金少、美术馆少，美术馆之间也没什么竞争。现在美术馆多起来了，先形成规模再竞争淘汰，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么多场馆起来后，艺术家展览机会多了，总的来说对艺术行业是件好事。”

　　在南京的陆寻也持乐观态度：“它能刺激这个产业，让更多人看到和热爱艺术，气氛先起来，至于软件没跟上、这个时间点是否正确等属于细节问题，大方向是积极的。”

　　对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美术馆”持批判态度的沈其斌也表示：“大概两年前有个数据，民政局注册非营利的民营美术馆有1700家，政府提出目标是三年之内建到3000家，按中国这么多县市来说，数字比例并不算大，只是很多地方上的美术馆没有发挥公众艺术普及、教育、审美提升的作用。但从整体来说这种热潮对艺术生态还是有利的，不管是否本质为逐利，至少“水”流向文化的“田”里了，这一轮建设是早晚的事情，只是现在比较无序而已。”

　　不过，馆长们对于兴建美术馆热潮的乐观态度中多少显得有些无奈，毕竟与西方国家拥有美术馆的数量相比，偌大的中国所拥有的美术馆数量实在不算多，真正起到公共教育、有推动作用的美术馆更是寥寥无几。“让美术馆先盖起来”，缺乏专业、缺乏完善体统、缺乏规划的中国式美术馆热，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