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自己的出生，为其今后的艺术品收藏埋下了根，孙志中谈到：“家里我记得是有几张古画的，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我的收藏应该是从90年代开始的。我学的是计算机，做通讯产业，那时候要经常各地出差，我记得是93年的时候，我去深圳和南京出差，去参加当年举办的拍卖会，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两场拍卖会的图录。一个是南京金陵拍卖公司，一个是深圳拍卖公司的”。

　　“八十年代书画不值钱，九十年代才正式开始拍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我经常要出差，于是就去参加拍卖会。对书画的热情被唤起来了，那种原始的爱好被重新找回来了。所以从94年我开始全国各地找画家，到处敲人家的门：中央美院、北京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画院都是我常去的。我受国学的影响，怀着对中国传统绘画最朴素的热忱去找画家，拿着自己不多的钱买他们的作品;然后给画家来办展览，画家如果有活动，就去赞助”。

　　“我最早买的作品就是郭义忠、王晋元等等的作品，是从一个纪念馆的朋友手里边买回来的。那时这些买画的渠道少，所以我自己找画家，当时中央美院的帅府园胡同，住着很多画家，我到处敲人家的门，拜访了很多艺术家，比如我去敲贾又福先生的门，他开了门口说身体不好，没让我进门，这一直是我很遗憾的事情”。

　　“那个时候市场刚刚起来，所以作品也都还不贵。一般画家的画，94-98年大概都是三、五百一平尺。那个时候买一幅李可染的画就是一万多块钱;黄胄先生的也是《驴》一万多块钱”。

　　“那时跑的地方很多，比如跑到西安把刘文西先生请到山东搞展览，一次展览就把他画都卖掉了。我到西安几乎把所有的画家请了一圈，这次请刘文西，下次请陈忠志，他们都是浙美毕业的，分到西安创建西安美院。他们的画我都都喜欢，也都有收藏”。

　　“到98年抗洪的时候，科技日报社征集了很多画家的画在报纸上发表出来，标上参考价，然后在全国号召大家来买，拿这个钱捐给抗洪，我闻讯从山东到北京来把画和书法全部买回去了。既捐了钱抗洪，又拿到了自己喜欢的作品”。

　　“90年代是我收藏的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几乎能收藏到的艺术家的作品我都有收藏，而且数量也很庞大。由于国学的影响可能更喜欢比较传统的绘画。而且是以传统国画，文人画为主。文人画是那个阶段我最喜欢的东西，契合了我对国学的一些熏陶”。

　　“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之后，变化比较大，我的收藏变得很低调，很挑剔，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参与浪潮软件的组建和上市。上市前后承担公司主要的管理工作，当过副总裁和总裁，公司上市我就担任总裁。之后我调入中国联通，做一个中层副职干部。中层副职干部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因为电信运营跟原来我做的技术提供还是不同，要学习新的电信运营企业的管理和业务知识，而且工作地点分别在济南、北京、上海，因为工作的变化和压力使我对收藏有些力所不及”。

　　“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这段时间也是中国艺术界比较混乱的一段时期。这是中国市场转型的初期，大家一切向钱看，把中国人对金钱的欲望充分调动起来，又给了大家追求金钱一些自由，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在追求钱，我想画家也不例外，他们要买房子，也要买车，也要换大画室，子女要上学，结果画家们也是在一种浮躁中去创作。加之大量的礼品市场和初级的收藏市场对画的需求增加，于是就对画的学术性和艺术性的判断、甄别降低了。我进入得早了一些，等我感觉到这个现象很明显的时候，有几分心冷，所以有意识地远离收藏，但是并没有远离艺术本身，还是喜欢，还是去研究，还是跟一些好的艺术家有一些交往，只是收藏变得更冷静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到现在，我觉得要回到艺术收藏第一线上，这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还是自己的艺术情结;第二就是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做企业，在艺术上比较随心随遇，没有那么充分地去介入，有很多遗憾，现在企业做的时间久了，我想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就从市场经济的一线回到艺术收藏然后希望在自己做艺术收藏的同时能够把艺术投资好好地研究一下，因为自己毕竟有一些企业和经济领域工作的经验和经历，希望能够静下来回到文化里边做一些研究，做一些收藏，同时会帮助朋友做一些收藏，进而我想会用各种形式帮助大众做一些收藏。为什么我现在做这么一个美术馆?就是根据这么一个想法。把自己的收藏跟展示做成一体化，如果你自己做了收藏，通过你的研究，通过你对艺术的判断帮助朋友去做合适的收藏，也就是由个人给予他人，由个人过度到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