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着名文化学者、作家朱大可，受邀担当本届连州摄影国际年展的学术主持。尽管朱大可一直强调自己只是摄影的“门外汉”，但凭借多年对公共影像研究的经验，他对摄影艺术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年展举办期间，杨逸记者就当前文化语境之下，摄影艺术应如何适应并力求创新，对朱大可进行了专访。

　　“有头脑的摄影师通常没有多少粉丝”

　　杨逸：本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主题为“告别经验”，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主题的?

　　朱大可：随着摄影器材和技术的普及，这门手艺越来越容易为人们所掌握，摄影家在摄影语言上遭遇的挑战也日益突出。“告别经验”这一主题，对摄影家来说，就是一种含蓄的规劝，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自身对世界的观察方式和表达方式，不断寻求美学上的自我突破。但“告别经验”并非是绝对的，有一些经验跟我们的生命密切相关，比如对童年的私人回忆，以及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所有包含真实情感的经验都无法割舍，需要我们加以扞卫。

　　杨逸：您认为，哪些“经验”的束缚是我们必须反思和“告别”的?

　　朱大可：目前国内摄影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摄影模式：一种是“批评家摄影”，另一种是“沙龙摄影”。前者只有少数的批评家在欣赏，后者却大行其道，尤其深受各种大众化影展的热烈欢迎。所谓“沙龙摄影”，其题材主要是优美的风景，画面风格趋于甜美，摄影语言追求表层的视觉快感，它的问题在于缺乏深刻的思想。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头脑的摄影师通常是没有多少粉丝的。当然，我并不排斥大众对“沙龙摄影”的审美诉求，无论如何，它也是摄影风格多样性的一种呈现。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有思想的摄影，才能成为令人震撼的“塔尖”。

　　“摄影天生是一个自我分裂的矛盾体”

　　杨逸：有人认为，随着摄影技术的普及与图像的泛滥，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个角落不能被拍摄了，所有题材和技法的影像都能从网上找到，摄影家只剩下整理图像的工作了。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朱大可：我不认为摄影家应该放弃他们的拍摄权利。图像泛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情况远没有如此简单。游客和摄影家可以掌握同类摄影技术，但他们的作品之间仍然存在显着的差异。这差异不仅源于技术层面，更源于思想层面，而后者直接决定了图片的美学品质。

　　举个例子，在上届参展的摄影师倪卫华作品《风景墙》里，摄影家以户外平面广告的大幅风景作为背景，去除四周环境细节，给那些路过风景墙的各色人等抓拍定格，有外来务工人员、普通市民、拾荒者等。人物的淡漠神态跟身后华丽的建筑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的社会现实。这类作品需要摄影师带着自己的思考，长时间地进行观察和记录，孜孜不倦地拍同一类事物。而游客完全不同，他们不可能为此停下匆忙的脚步。这些作品的诞生，完全取决于摄影师的专业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泛滥对摄影艺术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它从另一个角度推动摄影师去“告别经验”。

　　杨逸：我们注意到，目前有一部分专业摄影呈现出与当代艺术、观念艺术趋同化的倾向，一些作品变得越来越主观、封闭、难以理解。您认为，在摄影家与大众之间，如何才能建立起更深层次的互动?

　　朱大可：摄影天生是一个自我分裂的矛盾体，它具有强悍的客观纪实的特性，同时又必须借鉴它的前辈—美术。鉴于受到以日常纪实为主的“群众摄影”的压力，摄影师会蓄意增强作品的主观性和图像的形式感，将摄影当作表达内心感受和展示摄影语言的工具，由此跟“群众摄影”区别开来。这也是目前西方艺术摄影的主流。

　　对中国摄影师而言，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加精彩，充满不可思议的冲突性和戏剧性。中国无疑是提供摄影题材的超级大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转过身去，难道不是摄影师的过失吗?此外，摄影批评家也需要转换重复、晦涩的阐释语言，这样才有利于摄影艺术的大众化传播。在这个“传媒为王”的时代，传播是最强大的力量，它的意义有时会超越作品本身。

　　“人本主义关怀是艺术家的重要品质”

　　杨逸：您认为在当前的中国，在摄影的立意和题材上，还存在哪些有待拓展的空间?

　　朱大可：中国摄影的选题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比如环境保护的困境、工业文明的问题、家庭伦理的变化等，目前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在本届国际摄影年展上，帕特里克·格里斯的作品《白化病患》展现了非洲白化病人的现实处境，这种令人震撼的效果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来自摄影家对这些身心饱受苦痛的病人的关怀。这种人本主义关怀，是艺术家的重要品质。

　　本届连州摄影节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难题，那就是“摄影伦理”。摄影在本质上就是一场窥视，必然要面对被窥视者的抵抗。在国外街头拍摄人物，如果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他们会感到被冒犯，会很生气。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有了肖像权的意识。摄影师应当学会遵守摄影伦理，妥善地处理好这些事情。

　　杨逸：您认为，摄影艺术在今日中国艺术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能对我们的文化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朱大可：摄影对文化建设有多大的推动能量，这方面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因为古代文艺复兴时期还没有摄影。但摄影肩负着保存图像记忆的重大使命，从而在修复历史传统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今天，摄影师的责任比过去更大。许多现实景观一旦消失，就永远无法再现。问题是摄影师是否能抓住这些正在流走的景象。社会纪实摄影师胡杨曾花了近20年时间走街串巷，拍摄上海底层的日常生活。这些场景往往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大多数人对此无动于衷。摄影师首先应当学会“记录”，而后才能获得“表达”、“传播”和“载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