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雅轩工作人员在向孙良和李山交还作品现场

　　导读：2013年12月16日中午，一则@墙艺术-WallArt发布的微博打破了冬季当代艺术圈的平静：1993威尼斯双年展价值数亿丢失作品在汉雅轩离奇找回，艺术家矛头直指汉雅轩老板张颂仁!93威尼斯双年展之后，包括王广义、徐冰、喻红、李山、孙良等艺术家部分重要作品丢失，这些作品近来居然在香港汉雅轩被找到……

　　众所周知，1993年第45届的威尼斯双年展，由意大利人弗兰和奥利瓦牵头带领的中国的当代艺术首次集体在国际亮相，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刘炜、方力钧、喻红、冯梦波、王友身、余友涵、丁乙、李山、孙良、王子卫、宋海东等在内的10几位艺术家成为首登威尼斯双年展平台的艺术家。虽然此次展览在日后的当代艺术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但当时的展览却是一波三折，状况频出，其中部分艺术家作品的丢失更是成为这段历史的“悬案”。然而，艺术家孙良与李山日前在美籍华裔律师的帮助下，在香港汉雅轩画廊处找到了自己当年参展的丢失作品，这段尘封20年的“悬案”谜底渐渐浮出水面……

　　“我也是下午才得到的消息，非常震惊。我现在还没理清思路，没想好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件事情”。当年的参展艺术家之一喻红在听到这一消息时的表现有点惆怅。还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喻红参加了由喻高和张玮策划的威尼斯平行展“心·跳”，她将自己的油画与教堂玻璃进行结合创作。回忆起当年谁也不懂得展览体制和模式的状态下，没有赞助商也不知道去寻找资金的情况，喻红的感慨由衷而出。

　　对于自己20年来的经历，喻红在夏天的威尼斯接受雅昌采访时说到：“回想过去跟现在完全不能同日而语，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策展人的概念，只是觉得做相关工作的人来挑选作品，也不懂得根据空间和展场去创作和构思作品，就是直接把手里的作品拿去展览，而且不懂得运输更谈不上保险。还有就是当年的很多作品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至今都没有回来，这20年来作品也都消失了。”

　　事情从一位意大利女人弗兰说起

　　关于93年威尼斯双年展最早的缘起要从一位叫弗兰的意大利女人说起。大概还是八五新潮的时期，弗兰托“关系”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从中国的水墨画开始，弗兰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水墨画的变迁，弗兰还是第一个把李小山的《中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文章翻译成意大利文的老外。毕业后的弗兰通过应聘进入意大利使馆当一名“合同工”。

　　那时候的弗兰开始结交搞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们，通过刘炜认识了栗宪庭、方力钧、王广义等人，有时弗兰还在大使馆圈子里帮艺术家办展览，还帮艺术家卖掉一些作品，有一次弗兰帮刘炜办了一个纸上作品展，当时竟然一售而空。

　　在大使馆的工作让弗兰认识了一个名叫Umberto Andalini的意大利贸易商人，弗兰开始琢磨让这位贸易商在意大利寻求展出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的机会，终于在1993年年初的时候，Umberto Andalini竟然联系上了93年那届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奥利瓦，这位贸易商还为这次展览找到了资金，其中包括请奥利瓦到中国的费用。

　　大约1993年的3月份，奥利瓦第一次踏入中国大门。当时，弗兰比较熟悉的专家只有栗宪庭，便找了老栗当中国方面的“专家”，帮忙召集艺术家们。“他(奥利瓦)来的时候已经3月了，而且又根本不熟中国的情况，又有语言障碍。他在北京看了一两天，又去上海看了一两天，就结束了。过程就是栗宪庭定下哪几个人的作品，我在这些作品里选，然后选好了就给奥利瓦看，奥利瓦就在这个范围内选，这些作品他基本上全都要了。”弗兰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回忆道。

　　于是，选定作品、拍片准备出画册，一切有条不紊，最后到了运输环节。据弗兰回忆，当时运输非常艰难，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参加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并不是一个政府行为，没有政府批件，这些东西作为艺术品根本出不了海关。弗兰找到了一位名叫鲍乐安的老外，他开了一个工艺品公司，最后这批作品以“工艺品”的名义顺利运送出国。

　　1993年，意大利正逢政治突变，很多政要因为接受政治献金的丑闻被揭，当时的政坛动荡也直接影响了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原本讲好的赞助方撤资，甚至连展览的空间都远远小于原来承诺的。弗兰回忆：当时展览空间特别差，就像一个山洞一样。也因为空间的不足，艺术家们开始对弗兰产生不满。

　　那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馆部分的赞助商是阿玛尼，开放馆的赞助商是SWATCH。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BENETTON”和“SWATCH”的标志遭到了赞助商阿玛尼的非难，阿玛尼根本不允许把这些“标志”挂在他们赞助的空间里。最后，王广义的画只在一个门后面的角落挂上，这也直接导致了王广义和弗兰的不欢而散。在艺术家看来，他们自费到了威尼斯参展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难免会有落差。

　　在一篇《弗兰与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东方之路”的前前后后》文章中，弗兰这样回忆到：“当时栗宪庭来的时候，我正好和ANALINI还有张培力在馆里布展，根本没时间去接他，就这件事情他开始不高兴了。后来离开的时候，栗宪庭又要我帮他搞去德国的签证，我根本没办法给他搞。我只是个大使馆的文化秘书，根本没那么多关系。还有我们这个展览没有一个开幕式，而他们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国家馆，这些人因为是第一次出国，都还是一个中国思维，他们完全觉得这是一个官方行为，像代表团出口的概念，什么事都应该给安排好的。但这不是国家请他们，完全是我通过私人的关系请他们来，是一个独立策展人的概念。”

汉雅轩工作人员在向孙良和李山交还作品现场

　　在天津港口运往香港的路上画作不翼而飞

　　但令弗兰焦头烂额的事情在后面。艺术家报关出口的时候是工艺品，如何再运回中国变成一个问题。按照当时双年展的规定，所有国外参加双年展的作品展览以后都必须运出意大利，不能留在意大利。阿玛尼作为负责作品的运输方，并没有听从弗兰的意见，将这些作品先运到第三方，然后再运回中国，在阿玛尼看来，这些画从中国来的，就应该直接回中国去。

　　情急之下，弗兰又找到了鲍乐安，请他帮忙运回了天津。但是，最终这批作品打包在天津海关受阻。1994年2月份，远在美国的弗兰拨通了栗宪庭的电话，但当时的栗宪庭并没有理会弗兰：我不想管这个事情。弗兰曾回忆到：“他已经不理我了。而且就在1993年的一期《江苏画刊》上登了一篇介绍中国艺术家参加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文章里，介绍只用了两个字：翻译。我前前后后忙了7-8个月，就两个字：翻译。”

　　后来，弗兰只能通过跟艺术家商量，先把这些作品寄到香港的张颂仁那里，再让艺术家跟张颂仁联系，想办法把作品运回大陆或是直接放在张颂仁处代理。于是，鲍乐安又帮忙将这些作品运至香港。但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作品抵达香港时，张颂仁称发现作品缺了一大部分。

　　据弗兰的回忆，当时一直在跟阿玛尼联系，因为他们是直接责任方，她甚至咨询了律师，准备打官司，但是弗兰被得知官司必须是每个丢画的艺术家联名委托律师在意大利起诉才行。令弗兰意外的是，艺术家一点反应都没有，丢了就丢了。“我准备这些资料，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咨询法律知识都是出于一种责任，中间没有任何利益。后来既然他们这样，我就算了。”

　　弗兰的所知并非完全与艺术家对等。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李山回忆到：“94年我去圣保罗双年展之前还以为作品在香港汉雅轩。”直到96年，李山再次回国时，才听说作品丢失的消息。李山回忆到：“94年10月我和余友涵、刘炜去圣保罗双年展之前，在香港转机，我们还在香港汉雅轩的画库住了几宿，当时张颂仁并没有说我的作品不在了。”

　　孙良、李山合力追回丢失画作

　　“当时的画都是一捆绑在一起的，为什么是有的人丢了一件，有的人全部丢了，有的人一件都没丢。以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在国内的认知程度，我想无论在天津海关还是国内，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对我的怪画感兴趣的”。因为这样的好奇，孙良20年来几乎从没打消过找寻丢失画作的念头。

　　而在与王广义的一次谈话中，王广义的一句“算了吧，画是肯定找不到了。”几乎让孙良想要放弃寻找。但是，2011年的一次闲聊中，孙良得到这样一个消息：汉雅轩在一次和上海某艺术家的合作过程中，艺术家提出来要对方将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丢失的作品找回来，才愿意答应合作。张颂仁为了跟他合作，就找来作品还给了这位上海艺术家。这样的信息让孙良寻画的希望迅速重燃。

　　“大概今年7、8月份的时候，李山和我说他在美国找了一位律师。”孙良说到，李山提供了3条线索，一个是威尼斯双年展的图录，一个是栗宪庭签字收件单，和自己的陈述，律师表示愿意接受此案件。紧接着，李山和孙良请的律师为这起案件在英国的一个国际机构设立案底，将作品的丢失情况进行报失。

　　此期间，这位律师还发函让香港汉雅轩的张颂仁在一个月内撰写一个当时作品丢失的陈述报告。“过了大概一个月，张颂仁打来电话说他去仓库找一找作品。这让我更加确信作品肯定在张颂仁那里。”李山说到，“再过了一个月，张颂仁打电话说愿意还作品，并且通知我的律师说60天之内将作品取回。

　　终于，在10月28日，孙良和李山以及律师一干人等在香港聚齐，在汉雅轩香港新界的空间索要丢失画作。“当时我们的律师准备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内容大致是我们参加9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遗失20年，一直到今天在汉雅轩画廊找回、拿到。当时汉雅轩的工作人员不肯签，说：如果你们逼迫签这份文件的话，你们的画就拿不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要叫警察。最后他们还是签了字，因此我们的作品就拿回来了。”孙良说到。

　　“在没看到汉雅轩画廊的那几张作品之前，我一直以为找不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找，经常会在各种和朋友谈到在威尼斯展丢画之事。后来王广义也说铁定找不回了，也听说弗兰为这事拼命找过一回，那应该就是没希望了。但没想到的是，这些画就真的一直放在汉雅轩的仓库里。我希望其他丢画的艺术家也跟进这些线索，找回自己失散20年的画作。”孙良感慨道。

　　而关于弗兰，在2008年间，批评家王南溟在阿姆斯特丹桑伯格艺术研究院讲课之余，在莱顿采访过一次正在莱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做研究的弗兰，之后王南溟称再也没见过弗兰，“后来她也离开了莱顿大学，再后来就没有联系了，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王南溟说到。

　　在王南溟那次和弗兰的谈话中，弗兰一直强调那些丢的画作是自己的一个心病，她特别痛恨那个偷画的人，很想把他揪出来。“你知道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没有名字，他们就起个编号：叫第一号，第二号。所以张颂仁给我了丢画清单，我就拿着照片一个一个对，特别麻烦，打官司的准备我一直做了两年，我一直想做一个丢画的图片清单，把它在艺术圈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