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而且是东西方现代艺术的普适特征，也是衡量艺术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重要标准。我们苦苦寻求的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其实并不在西方，也不在外部，就在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写意精神之中，就在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性灵之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影响之下，艺术的现代性已成为众多中国艺术家自觉的追求。但究竟什么是艺术的现代性?恐怕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和公认的标准。

　　现代艺术发轫于西方，但并非西方的专利，而是跨文化的艺术现象，是东西方共享的精神产品。东西方现代艺术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着类似或相通的艺术特征。我认为，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而且是东西方现代艺术的普适特征，也是衡量艺术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重要标准。强化个性的核心是表现自己的内在情感，摒弃自然的模仿，揭示心理的真实;简化形式的重点是凸显作品的内在结构，删除繁琐的细节，追求丰富的单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中，也蕴涵着类似现代艺术特征的基因、元素和萌芽，特别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为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提供了巨大的潜能，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如果说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与西方传统艺术的写实观念存在异质文化的矛盾，那么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现代观念则存在同质异构的契合。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特别是文人画的写意精神的宗旨，正是尚意、尚简，崇尚个性，简化形式。今天我们还特别欣赏梁楷的减笔人物、徐渭的写意花鸟、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大概也因为他们鲜明的个性和简化的形式富有“现代感”，容易唤起现代人审美情感的共鸣。

　　中国明清时期已进入封建社会末世，个性意识日益滋长。明代诗人袁宏道和清代诗人袁枚都力倡张扬个性的“性灵说”。所谓“性灵”是指诗人或艺术家天赋的性情灵机、本真的个性情感，强化个性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性灵。袁宏道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袁枚也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随园诗话》)明清时期文人画流行，性灵说也从诗学浸润到画学，尤其在清代画论中常论“性灵”。例如，沈宗骞《芥舟学画编》说：“抒其性灵”，“自出精意，自辟性灵，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惟以古人之矩矱运我之性灵，纵未能到古人地位，犹不失自家灵趣也。”董棨《养素居画学钩深》也说：“用古人之规矩，而抒写自己之性灵。”华琳《南宗抉秘》说：“或夺胎古人而欲变其面目，或自出炉冶而欲写其性灵，必研精殚思以求尽善。”王昱《东庄论画》说：“丘壑从性灵中发出”，“惟以性灵运成法，到得熟外熟时，不觉化境顿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数而自成家数矣。”恽寿平《南田画跋》谈及“略借粉本而洗发自己胸中灵气”，“自己胸中灵气”正是“性灵”。

　　20世纪初叶在否定文人画的时代潮流中，陈师曾以反潮流的勇气竭力维护文人画的写意精神价值，他认为：“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文人画有何奇哉?不过发挥其性灵与感想而已。”“且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西洋画可谓形似之极矣!自19世纪以来，以科学之理研究光与色，其于物象体验入微。而近来之后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文人画之价值》)陈师曾肯定了文人画抒发性灵、表现个性的优长，在西方传统的写实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变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与西方现代艺术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的现代观念趋同、契合的性质。

　　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紧密相关的特征。一般说来，个性越强烈，形式越简约;个性越微弱，形式越繁缛。同样，形式越简洁，个性越鲜明;形式越繁琐，个性越模糊。清代文人画家在强调抒发性灵的同时，也强调简化形式。例如，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在强调“抒其性灵”的同时，强调“笔略而神全，墨少而意多”，“笔墨无多，愈玩之而愈无穷”，“意愈简而愈多”。龚贤《柴丈画说》指出：“笔墨简贵自冷。”(笔墨简约高贵自然清淡)恽寿平《南田画跋》也崇尚简约高贵，说：“画以简贵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烟鬟翠黛敛容而退矣。”“古人论诗曰‘诗罢有余地’，谓言简而意无穷也。”“画之简者类似。”“画之简者，不独有其势，而实有其理。”“高简非浅也，郁密非深也。”“笔墨简洁处用意最微”，并说“愈简愈难”。钱杜《松壶画忆》则说：“愈简愈佳。”清初四王之一王原祁《雨窗漫笔》说：“云林纤尘不染，平易中有矜贵，简略中有精彩，又在章法笔法之外，为四家第一逸品。”他在《麓台题画稿》中还说：“笔不用繁，要取繁中之简;墨须用淡，要取淡中之浓。”简化形式就是要删繁就简，追求丰富的单纯，包括结构、笔墨和色彩的单纯。简化的形式言简意赅，更适宜强化个性，抒发性灵，表现“高简诗人意”(杜甫)，是真正“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而不是像鲁迅批评文人画末流所说的“竞尚高简，变成空虚”那样的单调乏味。

　　按照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的标准来衡量20世纪的中国艺术，我们也许会获得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再认识和重新评价。例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画传统四大家”。他们主要继承了中国画传统的写意精神，一般都没有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直接影响，却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的发展。特别是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自创的“红花墨叶”大写意花卉，既传承了明清文人画的笔墨韵味，又吸收了民间艺术的朴拙气息，从清雅冷逸的文人情调转变为鲜活明丽的民间野趣，创造了中国现代花鸟画的崭新样式，艺术个性异常鲜明，笔墨形式高度简洁，现代感极强，甚至连毕加索也赞赏不已。如果说塞尚是西方的“现代艺术之父”，那么齐白石则可以说是中国的“现代艺术之父”。潘天寿极力主张拉开中西绘画的距离，而他的作品个性突出，笔力雄强，结构简约，也富有现代感。

　　西方现代艺术崇尚个性，通常不太强调民族性，注意个性与国际性的一致;中国现代艺术重视个性，往往更加强调民族性，提倡个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这大概是因为中国比西方拥有更古老而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如果说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东西方现代艺术普适的特征，那么强调民族性则是中国现代艺术独具的特征。根据中国崇尚中庸之道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极端的个性自我表现、极端的变态心理宣泄和极端的几何抽象构成，都很难被中国公众理解和接受。所以中国的达利式的超现实主义和蒙德里安、马列维奇式的几何抽象艺术始终不太发达。齐白石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及现在美术界流行的“意象”理论，似乎更符合中国现代艺术的民族特色和中国广大公众的审美趣味。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艺术界也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强劲势头，对传统文人画包括董其昌、清初“四王”的再认识，对笔墨的高度重视等等，都是中国画回归传统的迹象。同时，当代中国艺术走向现代、多元发展的态势已不可逆转，当代中国艺术家对艺术的现代性的追求更加理性、执著而迫切。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可以转化为现代艺术形态的基因和元素，从笔墨技法层面深入到精神内涵层面，把握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写意精神，已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普遍共识。不仅许多工笔画家一再提倡工笔画的写意精神，而且不少油画家也主张发扬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油画家詹建俊就说：“西方的表现主义相通于中国的写意画，中国的大写意其实就是西方的表现主义。”

　　中国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写意精神的终极目标，是达到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精神自由境界。崇尚自然不独中国的老庄哲学为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倡导“回归自然”。最近中国学者纷纷比较研究老庄哲学的“道法自然”与卢梭的“回归自然”观念的异同。尽管有人说老庄哲学是出世的“消极逃避”，卢梭思想是入世的“积极进取”，但不论老庄哲学的“道法自然”还是卢梭的“回归自然”，针对当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物种灭绝、精神迷失、人性异化等严重现象，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因此，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对老庄哲学崇尚自然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超越时代隔阂、国家界限和文化藩篱，拥有诉诸人类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与未来理想的普世的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

　　艺术需要发掘外部世界，表现自然的本质，更需要发掘内心世界，抒发自己的性灵。我们苦苦寻求的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其实并不在西方，也不在外部，就在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写意精神之中，就在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性灵之中。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摘自其《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一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