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2月21日，以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组成的学术团队代表上海博物馆对我今年9月从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得的苏轼《功甫贴》在大众媒体《新民晚报》上提出公开质疑以来，这两天我一直在忙于应付各种媒体的采访和各路朋友的询问。尽管我在第一时间就表明了态度和立场，但我觉得仍有必要在此发表一份较为全面的声明。

　　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的学术团队能够群策群力、集合老少研究员共同的学术力量，并且代表上海博物馆这样备受世人瞩目的博物馆的官方组织，如此关注一个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为。不仅先在大众媒体发表粗放的研究结论，激发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并且还有详尽的学术文章有待公布，引起相关人士的无限期待。对我这样一个从事中国书画收藏二十余年的藏家来说，真是受宠若惊。在我以往的概念中，官方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由于受文物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是不能随意对艺术市场的交易和艺术品发表有针对性的评判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认识钟银兰和单国霖两位研究员多年而从未向他们请教某件具体拍品优劣的原因，怕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今他们以官方的名义对《功甫帖》的真伪发出强大的集体声音，这不仅可以使我个人避免可能的损失，而且对整个艺术市场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意味着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机构将为艺术品市场保驾护航、指引方向。这样一来，广大收藏家就不必有赝品伪作的担忧了，艺术市场也必将越来越纯净。我二十余年来的谨小慎微就此可以放心大胆了。

　　其次，我还要感谢上海博物馆对我创办的龙美术馆的爱护和关心。龙美术馆(浦东馆)开馆一年以来，无论是举办的十余个展览，还是开展的多次学术活动，均受到了广大市民和相关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这是因为我严格地执行了把收藏行为和美术馆分开的原则。我的所有收藏品，只有经过专家的严格挑选才有可能进入美术馆的馆藏体系，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的、重复的作品均不能纳入。为此美术馆还组织了专家顾问团队，专门负责作品的挑选和展览的学术把控，单国霖先生就是学术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因为同是公益艺术机构，我认为邀请单国霖先生担任学术顾问是合适的，事实证明他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由他担任学术主持的开馆大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创办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定于明年三月开馆，购买《功甫帖》之时，考虑到这件作品的重要性，以及张葱玉、徐邦达等前辈专家对此作品的一致肯定，确实是准备在开馆时展出的，我个人也觉得学术顾问对此不会有异议。现在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认为此帖是摹本，并且上升到了“美术馆展览伪作”的高度，这对我和龙美术馆是无疑是莫大的鞭策。或许以上海博物馆这样强大的学术实力，可能从未展出过伪作，也从未花巨资购入过赝品，但是对龙美术馆这样成立仅一年的美术馆而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我不认为这是像某些人对我说的是以大欺小，我更愿意看作这是国家大博物馆对私立小美术馆的善意扶持。

　　最后，关于《功甫帖》真伪的问题，还有待苏富比方面组织的专家论证，并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意见得出结论。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但是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究方式确实也让我大开眼界的，仅凭与拓本的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并且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如果说宋代的作品存在争议是较为正常的话，那么把翁方纲这样的晚近人物的题款判为伪作，应该是有极具说服力的铁证的。因此我期盼上海博物馆的学术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相信这也是相关专家和广大民众翘首以盼的。而对上海博物馆在《功甫帖》上所投入的劳师动众的学术力量，我仍然只有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