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
我跑
我停下来
孩子
你是干什么啊？
妈妈
月亮老跟着我

——熊秉明《静夜思变调》摘录

　　此刻的窗外，晴雪。而当我再次读到熊秉明先生这些诗句的时候，老人已经永远不走不跑停下来了——十二天前辞世于巴黎，一直在走在跑的熊先生，也许真的疲倦了，疲倦了他的诗人之旅，哲思之旅，雕刻之旅，绘画之旅，书法之旅与写作之旅。我相信，澄明如月的熊先生一定与月亮为伴了。月亮终于追上了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
　　我见到过不少老人。而熊先生是让我喜欢的一位，在敬重中的喜欢。尽管我的阅历，学识、年辈等等都与老人差距悬殊，可是不知为什么，从第一次读到老人的文章，便被他所吸引。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初识，很快便与老人成了忘年交。我喜欢熊先生那微笑着的面庞和平易又冷峻的神情。作为东方人，熊先生的个头似乎有些矮，但他那富于雕刻感的脸显示出他的教养与睿智，仿佛还有几分像毕加索，那种艺术家与学人相混合的气质，足足自证了他的尊严。
　　第一次见到熊先生，是他回到中国办“书道班”的1992年。那时，我受聘在《中国书法》杂志做编辑，因而也借便参加了研究班。期间我聆听了熊先生的一些讲座，深深折服他的贯通中西的学养：专深而通透，平实而精警。在那个时期，熊先生让国内书界换了一种眼光来看书法，不管你对他的观点与方法有何看法，你都得承认熊秉明先生对于国内的书法学建立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十年的缘份，我从老人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几次见面，都会谈到艺术。大多是我这个晚辈向他请教。先生虽然学过哲学，但谈论艺术时却像聊天，并不故弄玄虚，于平常的话中深寓着哲理和独见。比如，一次谈到黄宾虹的山水画，他说，黄先生的“话”有些罗嗦，说得多了些，他的一些写生还好。虽然我不一定十分同意熊先生的意见，但是，我仍然十分佩服熊先生的艺术感受力与淡而浓的表述。相比于一些谈论理论夸夸其谈，而涉及艺术如背诵教科书，或审美眼光令人不敢恭维的艺界名人、理论大腕来，熊先生的直指人心，妙搔痛痒处，不免令人赞佩而发出会心一笑。
　　熊先生名望很高，却从不摆名人架子，真切平易、散散淡淡，我以我有限的接触和了解，深深感受到老人是活到了相当境界的那种人，他活到了生命的一个澄明灵透的层次上，宠辱不惊，名利不夺，甘淡如饴，平实自然。在我眼中的熊先生，其深心所认者，道家庄子之思也。
　　认识熊秉明先生之前，曾从友人处借读其所著《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当时国内买不到该书，很是遗憾。后来见到熊先生提起此事，老人便从巴黎给我寄来了一本香港版的书，我如获至宝，记得这是1994年的事。
　　在我最爱读的书中就有熊先生所著《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择抄》一书。那是一个实践家和理论家合一的人才可能写出的书。熊先生的审美之眼，敏感、细腻、温和、简洁，赶得上罗丹的手，而他的文字，够得上大家美文，像诗，是明快的风格。不妨在这里抄上一段，与对熊先生有同样兴趣者共赏：
　　罗丹的《夏娃》不但不是处女，而且不是少妇，身体不再丰圆，肌肉组织开始松驰，皮层组织开始老化，脂肪开始沉积，然而生命的倔强斗争展开悲壮的场面。在人的肉体上，看见明丽灿烂，看见广阔无穷，也看见苦涩惨谈，苍茫沉郁，看见生也看见死，读出肉体的历史与神话，照见生命的底蕴和意义，这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也是西方雕刻灵感的泉源。
　　1999年的秋天，熊先生返回大陆举办他的“远行与回归”展览之际，又馈赠他新出版的《熊秉明文集》（4卷），在扉页上，熊先生用他奔放的笔姿写上了“送给墨生，秉明1999年9月北京”的题字。如今，这部文集已成了熊先生给我的最好的纪念物，它静静地躺在我的书厨上，高雅而沉默。
　　2000年的第1期《文艺研究》要介绍海外有成就的华人艺术家，首先推介熊先生，并希望我为文介绍。我自忖不懂雕塑，学力也不足以全面论介熊先生，因此只承应了写有关他书法部分的文章。拙陋的文字复印寄给了熊先生，他回函一再表示谢意，同时也长信介绍了一些他的情况，订证几处文稿。最后，以《文化生命的秋实——熊秉明及其书法艺术》为题刊出，但是，这篇文字我自己并不满意，因为我未到过法国，未能亲身感受一下他漂泊而居半个世纪之久的巴黎，因此，不免于缺少直感而造成的理解与写作隔膜。今年6月3日，最后一次见到熊先生时，我告诉他，我明年有可能去欧洲一行，他十分高兴，问我：“什么时候？”我说：“时间尚未能确定。”他说：“欢迎你来，一定到我家聊聊”。可以说，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可是，这一天永远不会再来了。倘若明年我真的实现了巴黎行，巴黎郊外的熊寓之约也已成了空想，因为约定的另一方，我敬重的老人已不情愿地先失了约——而且是永远失约了。今年6月，熊先生回国举办他的第四次书法班，——老年书法研究班。其际，恰值他八十华诞，《中国书法》杂志社为老人召开了座谈会和庆祝会，会上，熊先生有精彩发言。他提出了“孺子牛”的民族精神和书法是禁不住自己主观“诱惑”的“自恋”的艺术，认为书法是最老年的艺术，与中国哲学的非逻辑而重“受用”相一致，颇感深刻，我的发言从人格，文化，学术、艺术的“四个魅力”去说我对熊先生的认识。因会议延长，我还有他事要办，便提前离开了。孰料，半年之后，熊先生竟作了古人。
　　按说八十岁也算高龄了。但是，在我的心里，熊先生还应该活得更长寿些。他有那么多学识和智慧，理应多泽被后人。他活得那么谈泊自然，勤勤恳恳，往来东西文化之间，心性的修为是不唯晚辈中所少见的，便是在其同辈中不也是不多见的吗？在我的印象中，老人的身体是书生学人孱弱而又强健的那种。总之，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我总是意外，不愿接受它。人生如梦，真是一语说破。
　　1999年曾与熊秉明先生夫妇在王府井的一家小餐馆共进一次晚餐，在黄昏的别样辉煌里，听先生娓娓论艺，那是一次愉快的晚餐。熊先生曾说，他喜欢齐白石，也喜欢陈子庄，谈到对潘天寿、李可染和石鲁的画作时，他说了一个字，觉得他们“紧”了些，随后又补充说，他们“太理性”，“当然也很好”。那种品评的方式还真有点“魏晋风度”呢。然而，如今时空睽隔，一切已了不可得，只有温馨美妙的记忆，在风中。
　　我现在只能说：停下来吧，熊先生。你的人生与学术与艺术也都很圆满了。您这一次的远行与回归是那么让一个后生小子伤感和怅惆，也只有写下这篇文字遥寄一瓣心香了。

梅墨生/中国画研究院
2002年12月圣诞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