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

　　《功甫帖》是苏轼写给其亲密朋友郭功甫的告别信，至今已流传900余年。恐怕连苏轼自己也不曾想到，在900年后的今天这个时代，这幅仅有9个字的书法《功甫帖》，会引发起中国艺术品行业的此次强烈震动。

　　《功甫帖》在比拼谁的功夫?

　　2013年中秋之夜，自中国收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 .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竞购得苏轼的《功甫帖》。随后，《功甫帖》以艺术品保税的方式回归上海，并计划于2014年在即将开馆的龙美术馆(西岸馆)中展出。

　　然而，藏品还未来得及向公众展出，而后的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则出乎所有人意料： 2013年12月21日，《功甫帖》被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在公开质疑为伪本，引发圈内的强烈震动。

　　而收藏家刘益谦随后以两度公开发表声明的形式敦促对方尽快发表正式的学术研究报告。

　　进入2014年新年，《功甫帖》真伪事件继续发酵且争论不休。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以个人名义发表长达一万多字的学术报告、引发了刘益谦的第三度关于“回归学术、回归理性”公开声明;而事件另一方，作为卖家蘇富比拍卖行也先后两度公开回应立证其拍品“保真”。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状态下、学术与市场双方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依靠的：“比如说在国外，它的收藏是非常尊重学术的、但是学术同时又是自由的，它可能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市场反过来又可能会推动新的艺术潮流，最后影响学术，这都是存在的。”

　　然而在此事件中博物馆专家、收藏家、拍卖行各执一词，众口缘何难一致?有观点认为，人与人之间整体“信任感”的缺失是整个社会在很多话题中争议不绝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的艺术品整个行业的发展之中，拍卖行业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路，不可否认拍卖行业已经成为了中国艺术市场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发展力量。但一次次真伪事件纠纷背后，对于拍卖行业的整体信任感不强，激发的是公众对于整个市场的更多猜测，信任感缺失的背后，亦有可能动摇着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根基。

　　其次，公众对专家信任危机也是不能忽视的原因，在新媒体、网络越来越便捷的今天，精英化、专家化的垄断性阐释和结论正在遭遇的大众民间草根智慧的频繁“抵抗”，而艺术品行业领域出现的个别专家为特定利益群体代言的逐利倾向和事例，也让这一信任基础时常处于紧绷状态。

　　古代书画鉴定行业就其特定专业知识门槛要求、“隔行如隔山”使得艺术品鉴定更是难上加难。收藏家马未都就公开表示：“鉴定本是极为严肃之事，古人以为，怀此技者须心领神会，无法与门外人品论短长，即便去说也是徒劳唇舌。《功甫帖》的鉴定对业内也是大考，虽九字也包含气象万千，不是随便一个真字或一个伪字可以终论的。只是我们作为后来人，无论站在何种角度，都应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已。”

　　学术与市场的一次博弈?

　　然而对于《功甫帖》纷争，早已跳出了艺术圈的范围，俨然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公众事件，网友“龙图阁藏龙”就指出：这一事件已经是拍卖行业的危机，如果你不能拿出铁证证明该帖没有毛病，就是全行业失去信誉，非常危险，而且不是争夺话语权的事了，已成为社会公众事件，人们要知道答案的。

　　论及这场话语权的争夺战，上海泓盛拍卖公司董事长赵涌表示：“这是中国比较特殊的状态下出现的特殊的现象，从拍卖行的市场面和博物馆比较学术和文化机构面展开的讨论，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交锋。这个特殊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和博物馆学术机构所处的位置、定位、以及话语权、定价权等等没有达到一个相应的平衡和归属，而还处于一个过渡期。国外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应的平衡，美术馆与博物馆有很强的学术地位、研究地位、展览属性;对于拍卖公司和画廊有很强的市场定价权，大家的归属性比较明确。”

　　在赵涌看来，相对于古代、或者近现代的各类收藏品、尤其是古玩等，包括中国古代书画，它并单只有市场价值、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这一系列价值的挖掘和研究往往是通过博物馆学术体系完成的。所谓学术和研究上的价值和市场上的价值不一定划等号，市场人员会对市场价值很敏感，当然如果一件收藏品学术价值很高、市场价格也很高，就会有一个共性。

　　“大家都关注的时候就会从不同的角度的看法，学术机构可能更重研究、学术的角度分析;市场人员可能依据于自己的经验的积累和专业上的了解进行分析，各个角度产生争议也很正常，尤其对于古代艺术品都是不断争议中慢慢得到进步和取得学术性的成果，从某种角度来说研究是持续进行的，我们不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划上一个句号。”

　　“在国外，博物馆的专家和拍卖公司的专家包括一些古玩商都是相互进行交流的。博物馆很多收藏品有时候也会请拍卖公司、市场上的专家进行研究、展览，这种交流应该是非常纯洁、无私的，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探索的学术研究精神，国外对于这种学术研究精神是非常愿意奉献与参与的，但这种精神在目前来说国内相对缺乏。”赵涌表示。

　　也有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客观来讲,学术鉴定和市场鉴定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学术研究出于公益,不避对错;市场鉴定是要维护私人利益。因而,从这个角度看,在事关文化底线的事件中,国有文博机构更需要有所担当, ‘理直气壮 ’地发声,承担文化责任,还各方公平,保护各方利益。抛开国宝真假先不说，关于学术辩论的理性回归才是关键。严谨的学术之争理应客观、公正，就怕学术之争被金钱、利益等其他超出学术范围的因素所绑架，学术不彰失去的恐怕就不是5000万元的古迹那么简单了。”

　　“严格来说，不能完全由市场左右学术，否则就完全没有公正可言。学术要有它的独立性与思想自由，这是基本点”。

　　嘉世华年艺术基金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品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焦安则认为：“学术与市场，在对待一件古代作品时候的视角是不同的。博物馆必须较真，必须研究为什么说它是真的，不能简单停留在“眼学”“开门”之类的水平。学术和市场的出发点不同，要求不同。这场全社会关注的辩论，应该是一件好事。苏富比的研究报告相信这会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也有很多值得业内人士学习借鉴的地方。”

　　“艺术品行业的话语权问题，历来是学术的归学术，市场的归市场，基本没有混乱过，也不应该混乱。这场辩论之后，还是物归原处，学术回归学术，市场回归市场，保持谨慎的距离，让中国的拍卖行业独立健康的发展”。 焦安表示。

　　事实上，抛开《功甫帖》真伪姑且暂不论，上博三位专家、收藏家刘益谦、蘇富比拍卖行的三番两次频繁“过招”，恰好代表了目前整个中国艺术行业的冲突与纠纷的症结所在：主导性和话语权的缺失、学术与市场的相互角力、行业的信誉危机、最终导致了类似《功甫帖》事件的一次次爆发与持续发酵。频繁的“你来我往”之中，使得三方的博弈显得更加“剪不断、理还乱”，媒体已然雾里看花，公众更加云里雾里，真相则依旧扑朔迷离。

　　艺术生态链如何平衡发展?

　　如同其他社会领域的其它规则一般，《功甫帖》背后，延伸出来的关于文化理论的解释与话语权的公开争论其实也不乏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如何让这一博弈过程能够呈现出最具广泛代表性的文化艺术生态?

　　《功甫帖》事件是否会再一次成为一个个案，还是能够成为撬动学术与市场、博物馆专家、收藏家、拍卖行互相平衡发展的一次“鲶鱼效应”，激发起整个中国艺术生态链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依旧值得大家一起探讨。

　　在赵涌看来，博物馆专家、收藏家、拍卖行由于定位不同，分工也各有不同：博物馆作为严肃的学术机构，需要保持相对的中立和纯学术的探索与研究，不能过分依赖市场，它则需要相对保守;而收藏家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和能力来规划自己的收藏，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由历史与大家一起来判定;作为拍卖公司、古玩商、艺术经纪人是一个高端的服务性行业，这个行业不是简单的交易、它应该具有专业的服务，也需要非常重视专业、专家人员的培养，这是决定拍卖公司的专业以及能否长期的生存关键之所在。

　　“首先是自身定位清晰，博物馆要有自己的严肃性与学术性，作为拍卖公司是很重要的一链，在于市场与学术之间，尤其对于收藏家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是高端服务机构。收藏家要有能力进行规划，不但要向博物馆吸取一些专业知识和学习帮助，也需要拍卖公司的专业支持”。

　　“拍卖公司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整个市场的现状，同时也为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提供了渠道和流通的可能性，它确保了所有文化艺术品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和价格，同时也确保了它的流通性。一旦很多艺术品失去了流通性和收藏的价值与价格，往往会远离百姓与人性，简单的孤立在博物馆中，实际上对于文化的传承，也是不好的。”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对所有的有国营学术机构、职称认可的专家体系，但对于市场人士完全缺失，这种不对称形成了学术与市场的隔阂，希望能够有一个健全的体制，来跨越这种隔阂。”赵涌表示。

　　艺术市场固然有它自身的规律与原则， 学术则必须强调独立与自由性，两者如何相辅相成结合起来共同推动整个中国艺术品行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这可能是《功甫帖》事件之后值得各方深思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