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熊《邀月满》

　　任熊的<<姚大梅诗意图册>>,自1959年被收入故宫后,虽先后在一些图录上印出了部分图片及简单的文字介绍,四十多年来,从没有人发表过系统的研究。1998年,美国高根汉美术馆举办了<<世纪的转折: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传统与现代性>>专题展,展出了任熊的<<自画像>>、<<十万图册>>、<<列仙酒牌版画>>、<<西厢记>>及<<姚大梅诗意图册>>的部分原迹,才引起广泛的注意。我是在该展览中第一次看到<<姚大梅诗意图册>>的,约两年后,又看见另一套几乎完全一样的作品,上有吴昌硕的题签和题跋,诧异之余,也引起研究的兴趣。在此后七至八年的漫长年月中,虽是断断续续,我都从没放弃过对这两套<<姚大梅诗意图册>>的研究。我到处搜集故宫本散见于各画集内的图片,阅读清代有关姚大梅、任熊、顾文彬等人的资料,并翻查姚爕的<<复庄诗问>>,找出画册内120图题句的原诗,探索任熊册内每幅绘图与诗句中的关系,并为每图撰写一篇短文,尝试对图画的内容和技法作简单的解说。我认为吴昌硕题本(简称吴题本)无论是造型、线条、设色、渲染等技法,和书法的用笔,绢素的质地,清代原裱工等各方面,都较故宫本为优。我自信对这一项目的研究是公平的,严谨的。2003年,先与在台湾对任熊作过专题研究的罗青教授共同出版了<<任熊研究>>一书(雅昌印刷公司出版,非卖品),其后我又在2005年7月及2009年8月的<<中国书画>>杂志上,署名发表了<<任熊姚大梅诗意图册初探>>及<<任熊姚大梅诗意图册选释>>两篇文章,对故宫本和吴题本的真伪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到2010年7月,我把编撰完成的<<姚大梅诗意图册>>交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书内刋出吴题本<<姚大梅诗意图册>>全部120图、与图相关的姚大梅原诗、我对此册的研究意见、及对每幅作品的评论。我做这许多工作,其实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还原任熊的真面目!这位只活了35年的天才,在29岁时完成了这套不朽杰作,现在许多人提到他,却只批评他 “市俗”。只因为仿摹他的作品太多了,粗俗者有之,纤巧腻媚者有之,大大贬低了任熊的艺术成就。我多么希望自己付出的努力,能引起故宫研究人员的反响,把故宫本的<<姚大梅诗意图册>>完整出版,甚至安排两本画册一起展出,让大家比对研究。我曾把这套上海人美出版的图册寄给故宫的某些人员,包括当时的故宫院长,却都寂无回音。直至2011年秋天,中国嘉德公司把吴题本的<<姚大梅诗意图册>>与倪田临本一起展出,所印制的图录全引用我由上海人美出版的原著。这一展览弄得热闹非常,故宫才出面,在2013年8月出版了<<故宫藏姚大梅诗意图>>,世人终于有比较完整的参考数据。

　　我是迟至几天前,即2013年12月底,才知道有故宫这套出版物,立刻请朋友购寄给我。在翻阅120幅图画之后,更坚定了我对吴题本的信心,这一点我将另外撰文详述。现在我要回答<<故宫藏姚大梅诗意图>>序中,杨新先生对我的责备与质疑,他说我 “依人多势众,三人成虎”,令我不胜诧异。多年来,除了罗青教授,我可以说是孤军奋战,外间如果有人支持我,也只是支持我对此册的研究和分析。而我为此册耗了多年心血,如果没有相当把握,怎敢胡乱放矢。杨新先生是成名已久的年长学者,用攻击性的字眼为学术著作写序文,恐怕正是堕进了 “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杨先生序中批评外界人士之词语)”的桎梧里。

　　世界博物馆藏品中,偶有赝品并不罕见,乾隆库中也有不少真伪并陈之作,世人最熟知的是<<富春山居图>>,却不影响宫中藏品的价值。北京故宫精釆的藏品极多,即使有一两件伪作亦不足以挑战故宫的地位。而且<<姚大梅诗意图册>>的研究才刚开始,尚需更多专家的参与。画的真伪并不是我说了算,也不会是杨新先生说了算,更不应该是权威之力说了算。

　　<<姚大梅诗意图册>>入藏故宫之后,据说由徐邦达、刘九庵等先生鉴定,评为一级藏品。杨新先生认为这就足以确定是真迹, “无可争辨”了。徐先生及刘先生当然是鉴定大师,但他们都致力于研究古代书画,对十九世纪海派作品,却是比较忽略的。<<姚大梅诗意图册>>自创作面世后,就大享盛名,由顾文彬购入,收藏于过云楼,此一记录亦非常清楚。故宫在1959年收购时,应该是经由十分可靠的渠道,所以都比较放心,亦不会想象过云楼会自制摹本(事实上,近年流布方于坊间,出自过云楼藏品的双胞胎并不罕见)。而且,故宫本在花鸟部份和人物部份的临摹也是有相当水平的,如果没有吴题本作比较,不容易看到它的缺陷,种种原因,都容易成为审评的盲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永不走眼的鉴赏家或收藏家,即使将来经过更多的研究,把故宫本的<<姚大梅诗意图册>>定为赝品,也不会稍减世人对徐邦达及刘九庵等先生的尊敬。

　　杨新先生在文中举出册中四幅画图为例,用以指证吴题本是伪作。现一一敬覆如下:

　　1) 吴题本第59图、即故宫本的第6册第11图,题为 “扇光邀月满,山景入樽多”

　　杨新先生说吴题本的画中没有月亮,既是 “邀月满”,月亮是必不可少的。杨先生为这个月亮写了近400字,痛陈缺少月亮就是伪作。事实是,吴题本的月亮小小的圆圆的挂在上空,一点不少。中国嘉德印制图录时,把原图缩小了,裁去了月亮的部份。这本图录没有经过我的校对,而且基本上是赠送给买家和卖家的推销宣传品,不能作为原画的绝对依据。在我交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姚大梅诗意图册>>中,这小小的月亮正是点睛之笔。杨新先生要驳斥我,却连我的原著都没有看过,以严肃的学术研究而言,是否太过草率了一点?

　　2) 吴题本第48图、即故宫本的第3册第9图,题为 “防泛兵闲醉博枭”

　　杨新先生说吴题本把 “博”字写成 “传”字,其人字旁的起笔是由右至左的。故宫本的起笔则由左至右,所以是个 “博”字。吴题本写错了字,全画就是伪作了。现由故宫本的印刷品看来, “博”字的起笔似有阴影,是否略有涂改,要审视真迹才可确定,我亦不敢妄言它的起笔一定是由左至右。杨先生不看画,不看笔法,不看皴染,只捉一个错字作论据,恐怕是太武断了。

　　3) 吴题本第118图、即故宫本的第6册第8图,题为 “水风微澜,斜月在树。乌鸦乍飞,天汉欲曙”

　　杨新先生又再捉错字,认为吴题本的 “乌鸦”的 “乌”字几乎写成 “鸟”字,是因为 “临摹者思想不集中,或第一眼看岔了”,所以出现近乎 “鸟”字的笔误。杨新先生大约自己不绘画,不知道画家题句或纪年时,偶会有错漏的情况出现。请杨先生多向画家们查询,便知道这种情形绝非罕见。当画作已经完成,题句时却几乎写错了字,幸好及时发觉,虽稍微别扭,却还可以过得去--------这是我按杨先生的提示推想出来的,不一定是任熊创作时的实况。至于后来的临摹者就一定不会犯同样的笔误了,因为 “乌鸦”太明显了,绝不会是 “鸟鸦”,所以临摹者就非常聪明地改正了。这样反过来觧释,是否比杨先生所说的(临摹时把 “乌鸦”误写成“鸟鸦”),更为合理些,更令人信服呢?

　　4) 吴题本第76图、即故宫本的第2册第12图,题为 “何以蜻蛉红,但媚水阴蓼”

　　此图写一群蜻蜓在水边嬉戏,吴题本中描绘其中一只红蜻蜓咬着黑蜻蜓的尾巴,非常活泼生动,故宫本却缺乏此种自然天趣。杨新先生认为我的觧说 “真是奇文”,理由是红蜻蜓身子细小,其嘴巴不可能咬着黑蜻蜓的尾巴,又认为自然一角美好的景象,怎会描绘成杀气腾腾的战场?我不知道杨先生曾否在江南居住过,曾否见过大群蜻蜓飞舞嬉戏的情景?他大约不知道蜻蜓的嘴巴张开时可以有多大,而蜻蜓追逐咬尾、甚至三几只蜻蜓咬成一串,在水乡并不是罕见的自然风景。任熊是个标奇立异、绝不甘于平凡的画家,杨新先生如果以为他只是写了一群漂亮的蜻蜓,未免太小看任熊的才技了。

　　我前面说过,任熊<<姚大梅诗意图册>>的研究才刚开始,我只是个起头人,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参与。现在故宫本的一百二十图终于全套出版了,给有兴趣研究的人士提供较完整的资料。如果故宫手头上有更多史料, 例如有关过云楼顾家的典故、家族文件等,希望都能够公开,历史的材料是属于全体中华民族的子民的。将来若能把故宫本与吴题本一起展出,并排比较,更能为近代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最大的方便。目前,我将利用故宫新出版的120图,把吴题本和故宫本作更详细的比对,然后另外撰文提出一己之见。我希望所有的讨论都是严肃的,公平公正的,不为一己之私,亦不为顾全面子,更不是意气之争。在与罗青教授合着的<<任熊研究>>一书中,我写过一段文字,引用到此文中,最能代表我的心意:“我们应该对<<姚大梅诗意图册>>作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拂去其久蒙的尘埃，使世人能清楚看到任渭长的艺术真貌。若真的被一个钩临本混淆了，那不单是艺术史上的不幸,更贬低了任熊的绘画成就。任熊生前命运坷，死后岂能再任人夺去他应该享有的荣耀!我仅用这份心意，深深悼念此位命途多蹇的不世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