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不相信寓言，直到有人真的把寓言实现了。被称为“中国摄影教父”的阮义忠，便是那个用生活书写寓言的人。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宝藏正在等待着他。”这是阮义忠喜欢的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的一句话。阮义忠像极了书中的牧羊人，年少时发誓不要跟父辈一样在土地上过活的他，在外面闯荡了一圈后，还是回到了家乡。在这里，他找到了摄影的根，找到了自己的“宝藏”。他把这“宝藏”称之为“信仰”。

　　“在办《人与土地》展览的时候，我把它分为四个段落‘成长’、‘劳动’、‘信仰’、‘归宿’，我儿子曾经问我什么叫信仰，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相信爸爸妈妈是爱你的，这种永远不会变的爱，就是信仰。而摄影，就是我的信仰。”

　　阮义忠1950年生于台湾宜兰，著名摄影家，被称为“中国摄影教父”。他早期出版的《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两本书，曾影响了许多摄影师和爱好者。主要作品有《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等。

　　“那时的我，认为所有和泥土有关的东西都是卑琐的”

　　阮义忠有很多爱好，画画、写作、音乐，可唯独摄影，能够成为他的信仰。如果每个人一生都要分为上下两部的话，摄影大概就是阮义忠一生的分界线。在没有摄影之前，他“目空一切”，甚至看不起自己生活的土地，而摄影的取景框，让他放下“自傲”，重新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别人、看待这个世界。“是摄影使我苏醒的，是相机观景窗看出去的那群人与那片土地，让我发觉到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让我把童稚时代的怨恨化为挚爱。”

　　阮义忠是宜兰头城镇木匠的儿子，他的童年，除了上课，大半时间都耗在祖上留下来的一片河川旁的砾石地里。“我曾在烈日当头中暑晕倒，在骤雨中被淋得发抖打颤，被道道由头顶阴沉天空划过的闪电吓得大哭……我曾把自己埋在地瓜叶中，深深怨怒自己‘不幸’的身份。”

　　为了把自己装成出身很体面的家庭，阮义忠疯狂地看课外书，一开始从流行的文艺作品开始，后来连生硬的哲学书籍也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读起来。“通过阅读可以让我离开家乡，成为更高等的人。经常去镇上最大的书店，一本书就可以让我度过一个下午。”同时，他还画画，画当时最前卫的抽象画——以展现一个没有泥土、劳动的世界。19岁的他便以“QQ”的笔名在文艺圈红极一时，这一切，只为不让人联想起他的“农夫”背景。“那时的我，认为所有和泥土有关、沾有汗水臭味的东西都是卑琐、可耻的。”

　　“摄影是我对自己成长过程的检讨”

　　很难想象，一个曾经对土地如此抗拒的人，会拍出一系列反映出“人与土地”亲密关系的照片。而改变这一切的，正是摄影。

　　“如果一个人有什么转折，有什么起色的时候，往往是来自羞愧之心。我的‘自傲’被摄影扭转了。摄影把我从一个精神世界里无边无际遨游的人，拉回了现实世界。我原来以前从来没有好好观察过周遭的事物。”

　　阮义忠不想再画插画了，于是到《汉声》杂志当艺术编辑。直到上班前一天，创办人之一黄永松问阮义忠：“阮先生，请问你用什么相机呢?”阮义忠才知道，原来艺术编辑是要拍照的。而在此之前，阮义忠完全没有接触过摄影。

　　杂志社给阮义忠配的是一台单反，对于这位糊里糊涂上路的“摄影新手”来说，最难的不是设定光圈、快门等技术，而是“到底我要拍什么?”“因为镜头的光圈很大，反光棱镜又是那么透亮，从观景窗看出去的影像，竟要比肉眼目视明晰得多。当我认真看周遭、拿起相机的时候，仿佛所有的都在向我提出问题‘你为什么要拍我?’，‘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在台北市的万华街头走了一圈，阮义忠却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那是第一次，他觉得自己如此无能，每举起一次相机，他就仿佛感觉到，冷汗不断滴进眼里的刺痛。

　　“如果当地人和他的生活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你就会像个呆子，背个相机在大街小巷里乱晃。”阮义忠曾经背着相机“乱晃”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把相机对准那些完全不会排斥他的人——家乡土地上的人。

　　阮义忠摄影生涯的第一幅杰作，是在家乡头城镇完成的。他知道头城菜园边那间矮小工寮里有一个竹器匠，他告诉对方，自己是木匠顺的第三个儿子，竹器匠答应了拍摄。“这个人虽然做最微小的工作，但却认命地接受了生活的重担，把一切苦都消化掉了。他的精神面貌，加上光影，让他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存在，让我很动容的。”每对准这些勤劳的人们拍一张照片，阮义忠内心被冰封的情感就被溶解一点，“我渐渐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是可耻的，摄影工作等于是我对自己成长过程的检讨”。

　　“最美的风景就是人的生活方式”

　　正因为走过了叛逆期，阮义忠几乎不舍得批判他镜头下的事物。即便大多数只有黑、白两种颜色，阮义忠的照片中总能传达出一种无需靠色彩呈现的温暖。没有工业的污染，没有金钱的纷争，画面中只是一群努力在土地上生活着、成长着的人，看不到怨恨、看不到憎恶。

　　“这是因为每个创作者都有不同的人生观啊，我觉得现实生活已经够苦了，你何必在艺术上再让人家尝到苦头、难受呢?你表现了苦难之后，如果不是透过苦难让人家看到人性光辉，人跟人之间的关怀的话，彻头彻尾只是曝露苦难，那于事何补呢?所以我宁可选择用照片传达人性善面，让人家看到一点温暖、希望。”阮义忠的这种摄影观，在摄影之初便形成了。1975年，阮义忠转到《家庭》月刊工作，他接到一个任务，介绍台湾一般民众旅游的地方。阮义忠想把自己的摄影经验植入进去，便从一些没有被现代文明干扰的乡下开始，第一期是他故乡的渔港。“在当时那绝对不是一个观光景点，顶多是吃吃海鲜，没有什么可观光的。”阮义忠拍渔民作业，市场买卖，老人在码头旁边下棋，妇人补破网的照片……并在文章最后写上——“最美的风景就是人的生活方式”。“我希望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别人的生活，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活风景。”

　　没想到，这个专栏却意外走红，这句话也成了阮义忠摄影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