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是苏轼写给其亲密朋友郭功甫的告别信，至今已流传900余年。恐怕连苏轼自己也不曾想到，在900年后的今天这个时代，这幅仅有9个字的书法《功甫帖》，会引发起中国艺术品行业的此次强烈震动。

　　然而对于《功甫帖》纷争，早已跳出了艺术圈的范围，俨然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公众事件，网友“龙图阁藏龙”就指出：这一事件已经是拍卖行业的危机，如果你不能拿出铁证证明该帖没有毛病，就是全行业失去信誉，非常危险，而且不是争夺话语权的事了，已成为社会公众事件，人们要知道答案的。

　　论及这场话语权的争夺战，上海泓盛拍卖公司董事长赵涌表示：“这是中国比较特殊的状态下出现的特殊的现象，从拍卖行的市场面和博物馆比较学术和文化机构面展开的讨论，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交锋。这个特殊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和博物馆学术机构所处的位置、定位、以及话语权、定价权等等没有达到一个相应的平衡和归属，而还处于一个过渡期。国外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应的平衡，美术馆与博物馆有很强的学术地位、研究地位、展览属性;对于拍卖公司和画廊有很强的市场定价权，大家的归属性比较明确。”

　　在赵涌看来，相对于古代、或者近现代的各类收藏品、尤其是古玩等，包括中国古代书画，它并单只有市场价值、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这一系列价值的挖掘和研究往往是通过博物馆学术体系完成的。所谓学术和研究上的价值和市场上的价值不一定划等号，市场人员会对市场价值很敏感，当然如果一件收藏品学术价值很高、市场价格也很高，就会有一个共性。

　　“大家都关注的时候就会从不同的角度的看法，学术机构可能更重研究、学术的角度分析;市场人员可能依据于自己的经验的积累和专业上的了解进行分析，各个角度产生争议也很正常，尤其对于古代艺术品都是不断争议中慢慢得到进步和取得学术性的成果，从某种角度来说研究是持续进行的，我们不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划上一个句号。”

　　“在国外，博物馆的专家和拍卖公司的专家包括一些古玩商都是相互进行交流的。博物馆很多收藏品有时候也会请拍卖公司、市场上的专家进行研究、展览，这种交流应该是非常纯洁、无私的，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探索的学术研究精神，国外对于这种学术研究精神是非常愿意奉献与参与的，但这种精神在目前来说国内相对缺乏。”赵涌表示。

　　也有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客观来讲,学术鉴定和市场鉴定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学术研究出于公益,不避对错;市场鉴定是要维护私人利益。因而,从这个角度看,在事关文化底线的事件中,国有文博机构更需要有所担当, ‘理直气壮 ’地发声,承担文化责任,还各方公平,保护各方利益。抛开国宝真假先不说，关于学术辩论的理性回归才是关键。严谨的学术之争理应客观、公正，就怕学术之争被金钱、利益等其他超出学术范围的因素所绑架，学术不彰失去的恐怕就不是5000万元的古迹那么简单了。”

　　“严格来说，不能完全由市场左右学术，否则就完全没有公正可言。学术要有它的独立性与思想自由，这是基本点”。

　　嘉世华年艺术基金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品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焦安则认为：“学术与市场，在对待一件古代作品时候的视角是不同的。博物馆必须较真，必须研究为什么说它是真的，不能简单停留在“眼学”“开门”之类的水平。学术和市场的出发点不同，要求不同。这场全社会关注的辩论，应该是一件好事。苏富比的研究报告相信这会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也有很多值得业内人士学习借鉴的地方。”

　　“艺术品行业的话语权问题，历来是学术的归学术，市场的归市场，基本没有混乱过，也不应该混乱。这场辩论之后，还是物归原处，学术回归学术，市场回归市场，保持谨慎的距离，让中国的拍卖行业独立健康的发展”。 焦安表示。

　　事实上，抛开《功甫帖》真伪姑且暂不论，上博三位专家、收藏家刘益谦、蘇富比拍卖行的三番两次频繁“过招”，恰好代表了目前整个中国艺术行业的冲突与纠纷的症结所在：主导性和话语权的缺失、学术与市场的相互角力、行业的信誉危机、最终导致了类似《功甫帖》事件的一次次爆发与持续发酵。频繁的“你来我往”之中，使得三方的博弈显得更加“剪不断、理还乱”，媒体已然雾里看花，公众更加云里雾里，真相则依旧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