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是苏轼写给其亲密朋友郭功甫的告别信，至今已流传900余年。恐怕连苏轼自己也不曾想到，在900年后的今天这个时代，这幅仅有9个字的书法《功甫帖》，会引发起中国艺术品行业的此次强烈震动。

　　如同其他社会领域的其它规则一般，《功甫帖》背后，延伸出来的关于文化理论的解释与话语权的公开争论其实也不乏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如何让这一博弈过程能够呈现出最具广泛代表性的文化艺术生态?

　　《功甫帖》事件是否会再一次成为一个个案，还是能够成为撬动学术与市场、博物馆专家、收藏家、拍卖行互相平衡发展的一次“鲶鱼效应”，激发起整个中国艺术生态链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依旧值得大家一起探讨。

　　在赵涌看来，博物馆专家、收藏家、拍卖行由于定位不同，分工也各有不同：博物馆作为严肃的学术机构，需要保持相对的中立和纯学术的探索与研究，不能过分依赖市场，它则需要相对保守;而收藏家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和能力来规划自己的收藏，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由历史与大家一起来判定;作为拍卖公司、古玩商、艺术经纪人是一个高端的服务性行业，这个行业不是简单的交易、它应该具有专业的服务，也需要非常重视专业、专家人员的培养，这是决定拍卖公司的专业以及能否长期的生存关键之所在。

　　“首先是自身定位清晰，博物馆要有自己的严肃性与学术性，作为拍卖公司是很重要的一链，在于市场与学术之间，尤其对于收藏家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是高端服务机构。收藏家要有能力进行规划，不但要向博物馆吸取一些专业知识和学习帮助，也需要拍卖公司的专业支持”。

　　“拍卖公司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整个市场的现状，同时也为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提供了渠道和流通的可能性，它确保了所有文化艺术品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和价格，同时也确保了它的流通性。一旦很多艺术品失去了流通性和收藏的价值与价格，往往会远离百姓与人性，简单的孤立在博物馆中，实际上对于文化的传承，也是不好的。”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对所有的有国营学术机构、职称认可的专家体系，但对于市场人士完全缺失，这种不对称形成了学术与市场的隔阂，希望能够有一个健全的体制，来跨越这种隔阂。”赵涌表示。

　　艺术市场固然有它自身的规律与原则， 学术则必须强调独立与自由性，两者如何相辅相成结合起来共同推动整个中国艺术品行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这可能是《功甫帖》事件之后值得各方深思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