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随着刘益谦的三次公开声明和上博三位专家报告的出炉，《功甫帖》事件持续发酵。从目前来看，市场人士屡屡发声，而文博系统除了三位专家的报告，却鲜有发声。对于最终的结果，现在依然没有定论，但这场文博系统专家和市场专家的论战，从某种程度上也引发了文博系统的公信危机。中国博物馆的研究是否能代表中国最高研究水准?其学术研究能力是否在削弱?为什么会导致目前的争论局面?博物馆该如何重构学术话语权?

　　在过去十几年中，包括中国美术馆在内的各家美术馆，都面临着向现代美术博物馆的转型;让美术馆从单一的展览馆，走向集展览、典藏、研究、教育、国际交流和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发挥公共文化传播功能的综合性现代美术博物馆。

　　学术研究也开始被美术馆所重视，很多人也从不同角度思考如何加强美术馆的学术研究。“美术馆的研究策划一般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馆藏品的研究与策划;第二个是对整个当代美术的研究与策划。美术馆要站在美术文化的前沿，引领美术创作的思考，更重要的是美术馆要关照当代美术的发展，要策划一些有主题新意的展览项目;另一方面就是为新的馆藏提供前期调研，如果自己不策划展览，你收藏什么呢?也就是说美术馆的收藏与策划、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曾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把美术馆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特别提到了美术馆的学术能力，“它贯穿于美术馆的所有环节中，我主要强调美术馆学术能力的两方面：一方面美术馆如何建立学术高度，产生学术能量;另一方面如何将这种能量转化成为社会服务，使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生产出来的知识的意义，能够感受到美术馆存在的意义，美术馆应该是一个具有知识生产能量的场所。美术馆与知识生产的问题，应该是美术馆的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

　　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学术部近几年得到了大发展，成绩得到了业界同仁的一致称赞，“有很多专业的博士和硕士加入到美术馆的学术队伍，我觉得自身的学术研究体系的人员是很重要的”。吴洪亮介绍说。

　　“作为体制内的人改体制不可能，我就改方法，我觉得美术馆要做成一个开放的平台，而不是仅凭两三个研究人员做研究”，“因为人的惰性是很强的，我个人理解要引入活水，今年北京画院做溥心畬的研究时就跟杭春晓博士进行了学术合作，这样展览会比较具有学术性，而且更开放，当然中国美术馆有近现代研究中心，我们这边有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这些都是在平台上建构的机构，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它应该是开放性的。”

　　虽然博物馆本身的学术力量在学术，但在博物馆外，“我的体会是有一批人在崛起，比如溥心畬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了中央美院的曹庆晖老师、四川美院的鲁明军，以及刘礼宾、杭春晓、段君等一批人，这批人慢慢已经成气候了。”

　　“目前的博物馆、美术馆的学术机构已经做出了相当的研究，虽然从当下看很少与市场有所交集，但这些研究为未来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京画院对二十世纪京派画家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市场并未关注到这个板块，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市场的认可也越来越高，虽说这两者可能只是巧合，但为以学术引导市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与此同时，市场也在自觉地以学术为引导。国内的拍卖公司也在不断梳理中国美术史，挖掘市场价值洼地，老油画、新水墨等板块就是在学术的引导下，得到市场的认可。

　　当然，最终博物馆是否能取得学术话语权，引领学术发展，“不在于你想不想，而是你够不够格，让别人被你的见解或意见所说服。美术馆的学术建构之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