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拜读钟银兰和凌利中两位先生联合署名的《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一文，对文中某些部分，尤其是骑缝印一节，颇感困惑，撰此小文，求教于方家。

　　两位专家在文中明确指出，《功甫帖》墨迹钩摹自嘉道时期的《安素轩石刻》。从鉴定逻辑上来讲，如墨迹能够触碰到更早的安岐时代，即《功甫帖》上“安仪周家珍藏”印为真，钩摹自《安素轩石刻》的说法就会彻底垮塌。所幸，这方藏印在传世名迹上并不鲜见，核对起来绝非难事，会很容易形成公论。此点按下不表，以待公论。

　　在“《功甫帖》墨迹本中骑缝印的破绽”一节中，两位专家认为：墨迹本上的“世家”半印未见裁切痕迹，与右上端“某某图籍”骑缝印不同，离原纸边缘尚有距离。并认为，这是“对用印习尚和文化背景”十分茫然的作伪者所透露出来的重要破绽。以图观之，两印确实存在如此现象(如图一)。可问题是，这是由作伪者的无知造成的，还是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如是后者，非但不会是所谓的破绽，反而会进一步保证《功甫帖》在安岐之前流传的真实性。

　　图一，两方印章的的垂直位移图，黑虚线位置为本纸边界

　　何谓骑缝印?纸纸、纸绢或绢绢连接处钤盖的印章。骑缝印固然有形态完美的，但印文“离原纸边缘有距离”的形态，在古代书画中也不鲜见，无外乎两种原因之一或兼而有之，第一，是接缝两边的厚度差异造成的。纸纸之间，特别是纸绢之间如存在厚度差异，在较薄一方的侧边，很容易形成一道白边(如图二)。

　　图二，箭头所示所示为白边的形成位置，右侧两印为实例。

　　第二，是装裱造成的。装裱的成品，纸和纸边界处通常会有少部分叠压(如图三)，藏家钤盖骑缝印并重裱后，叠压部分有可能会被展开，也会形成白边现象。

　　图三 箭头所示为叠压区

　　在古代名迹中，我们可以很轻易找到大量类似形态的骑缝印，为了更有针对性一点，笔者缩小了样本选取的范围，仅从安岐旧藏中进行选取，现聊举两例。

　　第一件取自元代佚名《九歌图》(黑龙江省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编号“黑1-06”)，从印章放大图中明显可以看出。两方骑缝残印的印文和纸边都存在距离(如图四)。

　　图四

　　第二件取自王蒙《太白山图》(辽宁省博物馆藏)，图五和图六分别取卷首和卷后题跋的六方项元汴骑缝印，骑缝印印文和纸边也普遍存在距离。

　　图五， “退密”、“若水轩”、“子京珍秘”三方印章的左半印文和纸边存在距离

　　图六 “逸民”、“惟心净土”、“游方之外”中两方四字印的左半印文和纸边存在距离

　　如果以上几张图所展示的骑缝印都是不可辩驳的真印，那只能说明，两位先生提出的“骑缝印破绽”不是真正的破绽，而是骑缝印的常态之一。这是由鉴定者知识不足造成的，而不是《功甫帖》自身的问题。

　　另外，两位先生在文中把《功甫帖》右上端的印章识别为“某某图籍”，这也是有明显错误的硬伤。这不是四字印章，而是一方双字印，印文只有“图籍”二字，它和《功甫帖》左侧的半印分属于同一方印章的两边，如果拼合，就是图七所示的形态。

　　图七

　　同一时间钤盖在同一条纸缝上的骑缝印，重裱之后，其表现形态必然类似，图五的三方项元汴印章即是如此。而图六所示的项元汴三方钤印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从印色和骑缝形态上划分，“惟心净土”和“游方之外”这两方四字印可归为一类，应是同时钤盖，“逸民”印则表现不同，这说明，此卷在项元汴手中时，经历了一次重裱，三方骑缝印在装裱前后分别钤盖(“逸民”印章左右两半略微错位，是由项氏之后的重裱造成的)。

　　同理反观《功甫帖》，同一条纸缝上的“图籍”和“某某世家”两方半印呈现两种不同的形态，只能说明，两印章绝非一次钤盖，钤盖两印之间，至少跨越了一次重裱。从印章的钤盖形式和印文来讲，用水印泥的“图籍”印更类似于一枚戳记，位置也相对随意，所以笔者揣度，它可能是《功甫帖》上最早的一方印章。

　　至此，再进一步看两位先生文中，援引的《景苏园帖》和《安素轩石刻》中的“某某世家”半印拓本(如图八)，真迹印章的真实且自然的原始形态被篡改，看似合理，却可能是刻石者知识匮乏、不明所以的表现。至于两种刻石和《功甫帖》水准的差别，从这方印章可窥见一斑。

　　图八，《景苏园帖》拓本(左一)、《安素轩石刻》拓本(左二)、《功甫帖》墨迹本(左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