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萧羽(台湾地区书画研究者)

　　读《中国文物报》2014年元旦刊载的钟银兰、凌利中先生署名论文：《从法帖中双鉤——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鉤摹的性质》(以下简称《从》文)，笔者就两位研究员证伪《功甫帖》的方法，以及证据的有效性，提出商榷。对这件《功甫帖》墨迹本的真伪问题，本人声明没有见过原件，即使看到原件，以目前的综合鉴定技术条件，以及本人的眼力水平，也不具备判定真偽的能力，所以在此不谈墨 迹 本的真偽问题。好在有朋友的帮助，发来了清晰照片，参照以上鉴定报告，个人研究之后得出以下个人鉴定结论结论：

　　结论只有叁个，没有更多，提于论据之前：

　　一、 墨迹本不是安素轩石刻的双鉤廓填本，反倒是安素轩石刻的母本。

　　二、 墨迹本比安素轩石刻本更接近苏轼真迹。

　　叁、 墨迹本就是安岐收藏经《墨缘匯观》着录的原件。

　　先有必要对《从》文中出现的以及本文出现的名词做一界定：

　　1， 双鉤廓填、勾摹：指先勾出轮廓线然后中间填实的复製技术。双鉤廓填的证据必须是在放大镜下发现轮廓线，或飞白处发现相互不平行的丝线，或者在起笔处或收笔处发现轮廓线的燕尾交叉。这些都是鉴别是不是双鉤廓填的技术手段。

　　2， 摹写、映写：是指对着光影，将能够透光的纸蒙在原作上，用毛笔书写的复製方式。这种方式看不到双鉤廓填的跡象。

　　3， 刻本或刻拓本：将书跡摹刻在石头或者木板上，然后用纸和墨从石头或者木板上印拓而成的复製本。这个工序要经过对原跡先双鉤廓填，再将廓填本贴在石头或者木板上，然后工匠尽可能忠实地，用刀或者凿具刻出有深度的笔划。然后再在石板或木板上用纸和墨拓成黑白反转效果的纸本。这也是一种在照相摄影出现之前的常用复製技术。

　　《从》文的证伪逻辑错误：

　　《从》文的结论是“《功甫帖》墨迹本是根据《安素轩石刻》(以下简称《安刻本》)製作的再摹本，现就其的论证的逻辑作一简单归纳和辩驳：

　　《从》文逻辑一、

　　因为：安刻本全都是选自鲍淑芳的私藏墨迹本勒石，其中苏轼六件中有两件被被张伯英指认为伪作。其餘的苏帖包括《功甫帖》皆是真跡，

　　所以：《安刻本》中的功甫帖的母本，也就是(鲍淑芳藏)墨迹本是真跡。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张伯英是对安刻本做出的判断，属于间接证据，不能作为判定安刻本的母本——(鲍淑芳藏)墨迹本是真跡的有效论据。既然其他母本大多数是真跡，也有少量偽跡，作者怎麼能够直接得出其中《功甫帖》的母本就是真跡的判定？然后作者有用大量篇幅去证明这件《功甫帖》墨蹟本不是安刻本的母本。如果这件《功甫帖》墨蹟本正是安刻本的母本，那麼作者的论证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从》文逻辑二、

　　因为：《功甫帖》墨迹本与安刻本在许多细节处不同，而且安刻本比墨迹本更接近苏轼的书法的“藏锋、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

　　所以：《功甫帖》墨迹本是根据安刻本的再摹本。

　　这是一个需要用大量笔墨讨论的问题，也是“鉴定逻辑学”的重要问题，也可以说是“鉴定方法论”的问题：

　　能不能用刻本证偽墨迹本，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刻本可以用来证偽墨迹本?

　　让我先依照《从》文的逻辑，演绎一遍台北故宫藏苏轼《寒食帖》墨迹本与乾隆所刻《叁希堂法帖》中的《寒食帖》的关系，看看会得出什么逻辑结论?

　　因为：《叁希堂法帖》中的《寒食帖》，在许多细节上与墨迹本《寒食帖》有不同，而且刻本在许多细节上更能体现苏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饱满圆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起伏等运笔过程交代更为清晰”(摘自《从》文)所以：“《寒食帖》墨蹟本是根据《叁希堂法帖》刻本双鉤廓填而成”。

　　按此逻辑，还可以举例刻本比墨迹本“优”的证据：

　　刻本的行距比墨迹本更加舒朗，刻本有25行，而墨迹本只有十七行(图1)(其实这是刻工受石板或木板的宽度限制做出的调整，这是刻本的常见现象)。

　　图1，《寒食帖》墨迹本和《叁希堂法帖》刻本

　　墨迹本有“中”字长竖笔插到下一个字的不正常现象，而刻本正常(图2)。

　　图2，墨迹本“中”字长竖插到了下面一个字

　　墨迹本“州”字，“模仿了刻本，原本属石刻本身局限与特点的细节，反而在墨迹本中出现，如“议”字一样的勾底小裂口”(摘自《从》文)(图3)。(功甫帖“议”字这一笔与寒食帖“州”字这一笔一样，这是苏轼常做的小动作，只是刻工不理解罢了，作者把它误解成墨迹刻本的效果)。

　　图3，上为《功甫帖》，下为《寒食帖》

　　“九”字的长撇右侧墨迹本出现了与功甫帖墨迹本的“别”字立刀右侧一样的“非一笔可以写成的起伏”，而刻本则是“一气呵成，气脉贯通”(图4)。(“九”或者“别”字这一笔，《从》文作者不相信有人能够一笔写出来，刻工也不相信，但是苏轼却可以做到)。

　　图4，墨迹本的一笔右侧出现的圭角

　　“衔”字的墨迹本中间的“圭”字出现了与功甫帖“谨”字一样的毛病，“造成两横间行笔失去书写理路，线条枯梗僵直，缺乏骨肉停匀的质感与丰富形态。由此可以看出摹写者的书法技巧，远不及刻帖者”(摘自《从》文)。而且连几处乱冒出来的贼毫也一併处理乾净了，因此更能“体现藏锋、中锋用笔为主”的苏轼书法。因此《叁希堂法帖》刻本更完美地表现了苏字。(图5)(注意“谨”字的最后一笔，被刻工写成了“S”形，清朝以前基本没人这麼收的)。

　　图5，《寒食帖》的“衔”字与《功甫帖》的“谨”

　　如果不是墨迹本上的累累乾隆藏印证明墨迹本就是《叁希堂法帖》的母本，那这件墨迹本又会成为一件冤案！

　　傅申先生在他的论文《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一书中(2004年台北典藏出版，以下简称《书法鉴定》)，给我们提供了否定这一逻辑的理据以及生动案例，建议有兴趣的人研读傅申论文的【第一部份•第叁章】、【第二部份•诊断二】。

　　傅申论文的起因是，2004年台北的李郁周先生发表了《怀素自叙帖鉴识论集》，提出台北故宫所藏怀素《自叙帖》墨迹本是根据明代《水镜堂刻本》的摹本之论点。也就是用后代的石刻本证伪前代的墨迹本。与《从》文的论证逻辑如出一辙。傅申先生用严密的逻辑以及丰富的图像比对，证明了台北故宫藏怀素自叙帖，不仅不是根据《水镜堂刻本》勾摹的摹本，反倒是《水镜堂刻本》母本。彻底否定了李郁周先生的结论以及论证方式。

　　现将傅申先生的反驳论文摘录如下：“刻帖是经过了好几道手续，每一次都或多或少会改变原跡的笔划，故其逼真的程度大多不及第一手的纸上勾摹本，甚至经常为了版面分配安排的需要改变行气，导斜为正，印章易位或者减省”(傅申《书法鉴定》，P133页)

　　所以傅申先生在论述“论刻拓本的证据限度”一节中写到：“简而言之，刻拓本固然可以作为对校参考之用，有时也有证伪的能力—尤其是当墨迹本失传的时。但绝不能斤斤计较墨迹本的行款、印章以及书跡上的细微末节，那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拓本经过勾摹、上石、刻、拓和剪装几道手续，每次无可避免加入个人詮释，故严格而论，拓本还够不上称为‘真跡的影子’，所以拓本并不等同摄影照相本，更不等於原跡”。“以逻辑而论，就因为刻拓本并不具有绝对的公信力，比对的结果只是具有参考作用值，而无绝对的决断值，尤其是当刻本与墨蹟本并存，尚在互证之时，长篇累牍以刻本为基準，其比勘的结果，也只能得出主观的优劣，无利於真伪的厘清”。(同书P155—158页)所以在《从》文错误逻辑之下的，大篇幅以后世刻本证伪前代墨迹本的论据，已经失去证据的有效性。

　　《从》文逻辑叁、从《从》文中看出，作者论证《刘锡敕》帖与功甫帖的勾摹手法如出一辙的理由是：

　　因为：《刘锡敕》帖上出现的安岐“无恙”章和“江德量”章，为安刻本上所没有。而《功甫帖》上的张鏐、江德量、翁方纲的印章也是安刻本所没有的，手法一致，同属臆造。

　　所以：功甫帖的作伪方法与《刘锡敕》帖如出一辙。按此逻辑，被作者称为真跡的北京故宫藏《与德孺运使书》，墨迹本上有叁方元代柯九思、一方清人江恂的藏章，也全部没有刻入安刻本，不仅如此，在《与德孺运使书》墨迹本柯九思印章的位置换上了没见过的“眉阳苏轼”章(图6)。那麼，若以刻本为标準，《与德孺运史书》不也是如出一辙的伪作了?前面提到的《寒食帖》有宋印“理轮之后”、元印“天历之宝”、明早期“典礼纪察司印”半印诸印，一方也没有在《叁希堂法帖中》出现。按照《从》文的逻辑也是如出一辙的伪作。

　　图6，安刻本的《与德孺运使书》与墨迹本

　　《从》文逻辑四：

　　因为：《刘锡敕》墨迹本是伪跡，而《功甫帖》製作手法与《刘锡敕》帖一样，

　　所以《功甫帖》墨迹本也是伪跡。

　　《刘锡敕》帖是大家公认的伪跡，并不是因为他是不是从安刻本勾摹的，而是因为《刘锡敕》帖的母本就是伪迹。张伯英是看安刻本得出的结论，今天有一定水平的鉴赏家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既然作者认为《刘锡敕》墨迹本是从安刻本再勾摹的，那麼《刘锡敕》墨迹本的真伪就与《功甫帖》墨迹本的真伪没有关繫了。所以这个逻辑不成立。

　　《从》文逻辑五、

　　因为：《刘锡敕》帖的双鉤廓填手法与功甫帖一致，所以：《功甫帖》墨迹本与上博所藏《刘锡敕》帖都也皆是双鉤廓填本。

　　《从》文作者指出《刘锡敕》帖与《功甫帖》都是“双鉤廓填”，却没有举证任何一处可以证明墨迹本是“双鉤廓填”的证据。比如：轮廓线、笔划两端的交叉燕尾、飞百处的不平行细丝。在严肃的论证中，没有证据就不能说有，这是起码的学术要求。其实作者指出的墨蹟本缺陷：“轼”字最后一勾右侧的不规则缺口，正是否定其为“双鉤“的证据(图9)。

　　既然安刻本中的《刘锡敕》帖的母本是伪跡，又得出上博手中的《刘锡敕》墨迹本是根据刻本再勾摹的结论。作者又说《功甫帖》母本是真跡。莫非作者的意思是：本来就是伪作的《刘锡敕》帖母本，以及本来是真跡的《功甫帖》母本，都被被李佐贤或者许汉卿调包了?变身为另两件复製品，一件是现在上博所藏的伪《刘锡敕》帖，以及现在出现的《功甫帖》墨迹本。既然如此，为什么作者又说《刘锡敕》帖与《功甫帖》“两百年前就在一起”?我被作者的逻辑搞得混乱了。

　　我有注意到作者说李佐贤的《苏米翰札合册》四件宋帖全部在安素轩石刻中，也就是说，李佐贤此四帖得自於鲍氏的收藏。再到许汉卿手上，这个流传过程是清晰的。如果其中的《刘锡敕》帖与《功甫帖》两件都被调包了，这可是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作为研究者不该轻易放过。但这个结论实在离奇。

　　《从》文逻辑六、

　　因为：安岐《墨缘匯观》中没有指出功甫帖为项元汴旧藏，而功甫帖的附件，另纸，被许汉卿装裱在一起的翁方纲跋文、翁方纲摹本上有项元汴印章，

　　所以：功甫帖非安岐旧藏。

　　这裡偷换概念比较明显，首先《功甫帖》墨迹本与《翁方纲跋文以及摹本》不是一件东西。作者既然告诉我们，翁跋是许汉卿1954年从英和后人处得来，合併装裱。那麼说明，无论翁跋纸上的项元汴印章真伪与否，都与《功甫帖》墨迹本到安岐为止的递藏史没有关联：与清初的安岐无关，只与翁方纲和许汉卿有关。那麼怎麼能够得出下面的结论：因为安岐的《墨缘匯观》没有记录功甫帖经项元汴收藏，仅在另一开无关的纸上出现了项元汴印章，就得出《功甫帖》墨蹟本不是安岐收藏着录本的那一件的结论。

　　再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要问作者：既然功甫帖墨迹本是从安刻本勾摹而来，那麼为什么安刻本上的“安仪周家珍藏”章与《印鉴款识》中的标準藏章差别巨大，反倒是从刻本双鉤廓填而来的“安仪周家珍藏”章与标準印章严丝合缝?(图7)既然双鉤水平能够将细朱文印仿刻的如此精准，又怎会出现墨迹本与刻本之间这么多的差异?

　　图7，功甫帖上的安岐藏印(中)与上博编的《印鉴款识》标準印(右)比较

　　《从》文作者还推论：“综上所述，墨迹本的製作时间，可定为鲍淑芳《安素轩石刻》后，李佐贤《书画鉴影》前，即约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年)之间”。在这个时期，锌板制作伪印章的技术还没有出现。凭手工，在任何材料上仿刻印章绝无此严丝合缝的可能。既然依据刻本勾摹，都会出现那麼多的不同之处，为什么仿刻印章却不去模仿刻本，而能与标準印章严丝合缝?唯一的可能是：

　　这方“安仪周家珍藏”章是真的。那麼正好说明一个事实：这件墨迹就是安岐《墨缘匯观》着录的那一件。

　　逻辑其实很简单，却被搞得这麼复杂。

　　墨迹本比安刻本更接近苏轼书法的本来面目

　　先来看苏轼最常写的“轼”字：以下是从较可靠的墨迹本《治平帖》、《北游帖》、《吏部陈公诗跋》、《新岁展庆帖》、《与德孺运使书》、《祭黄几道文》《辩才韵诗帖》《答谢民诗帖》、《江上帖》取出的“轼”字。可以发现“车”字旁的最后一竖基本皆有一个起笔后内弧的笔势，呈现反“S”的笔势。这在笔跡鉴定方法中具有极高的特徵性、排他性。也就是说，除了苏轼没有见过别人有此特徵。(图8)

　　图8，从真跡中选取的“轼”字，注意看“车”字一竖

　　再来看安刻本中的“轼”与墨迹本的“轼”比较，“车”的最后一竖，哪一个更接近苏轼的笔跡特徵?应该读者自己会得出结论。而且“戈”字斜勾起笔处，刻本出现一个像骨关节的隆起，才是完全不合笔法。(图9)

　　图9，功甫帖“轼”字比较

　　延伸看，将另一件刻於《安素轩石刻》，作者认为是真跡的《与德孺运使书》的“轼”字比较，刻工也将这一竖改成直的了，已经很清楚，正是刻工改动了苏轼的笔法，他自以为这一笔直的才是正常的写法，并得到了作者的认同(图10)。

　　图10，《与德孺运使书》中的“轼”字，“车”字最后一竖。

　　再看“别”字最后两笔之间的连笔，在苏字中可以找到无数例子(图11)，这叁个字全部来自作者认为真跡的《祭黄几道文》。

　　图11，《祭黄几道文》中的立刀连笔

　　反倒是刻本将这一点移位了，这在存世的苏字中找不到一例(图12)。

　　图12，安刻本将一点移位了

　　《从》文作者还做了一个技术分析，试图证明“苏”字这一点收笔处的凸点，是模仿刻本的物理缺陷。其实只要对照一下上博正在展出的《祭黄几道文》第一个“苏”字，也出现了一样的凸点。这是古人中锋收笔最常见的效果。直接逆回就像急刹车一样，才有贼毫突出，《从》文作者却把它理解成墨迹本模仿石刻的物理缺陷(图13)。

　　图13，“苏”字一点的比较

　　再看另一处，“甫”字的左竖到横折的交接处，作者认为左竖“单薄枯梗”。而安刻本则起笔粗实，其实细看局部放大，起笔处皆附带轻微翻笔跳动的小动作，这恐怕就正是徐邦达、张葱玉们看到此帖的精彩之处，大家可以到苏轼存世墨迹中找到无数这类的细节，下图的“捕”字取自《答谢民诗帖》可见一样的笔法。而安刻本在此交叉处，用两个结成拳头似的墨团相向，其丑无比，恐怕在苏轼所有的遗墨中找不到任何一例，这就是清代刻工的“不知所措”，再自以为是的处理方式吧(图14)。

　　图14，“甫”字的两笔起笔细节

　　或许刻本符合《从》文作者对“藏锋”的理解，但宋人甚至清代以前的书家一般不会这麼处理。这就是笔法的时代性。这方面的已经有不少人对《从》文提出过质疑，关於笔法的时代性在这裡难以展开讨论，但这是书法鉴定者必须领悟和学习的基础。特别是像“藏锋、中锋用笔、无往不收、逆入平出、如折釵股、如印印泥”之类的文学性描述，每个时代的詮释方式，理解方式都不同，更不能指为某个人的特徵。既然同时刊登的另一篇单国霖先生的论文里引用了黄庭坚描述苏轼笔法的一句话，我也不妨引用一下：“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右枯”这不明摆着是说，苏轼“戈“字这一笔是用偏锋吗?山谷接着说：“虽其病处，乃自成妍”不仅不是病，反倒是东坡的特色。(《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水陆赞》)。这件“轼”字的这一勾，左缘光整右缘枯缺，不就是“左秀右枯”吗?而不是如作者所言，墨迹本模仿刻工在石头上留下的“石花、圭角”造成的结果。不错，书法经典都强调中锋，但绝不是死板地理解毛笔随时保持与纸面垂直，如果没有偏锋、中锋之间的转换，哪有宋人丰富多姿的尚意书风?只有到了清代在康熙皇帝的倡导下，帖学只学一家，逐渐古法全失，对“中锋”的理解变成了刻板僵化的清代馆阁体。

　　我不需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宋人的尚意书法，哪裡是这些“中锋、藏锋”之类的语言能够概括的了?从事书法鉴定，不能不多看多写多体会。否则在文献堆裡看再多的书也得不到答案。

　　作者指出的每一处墨迹本与安刻本对比的毛病，其实都是结论相反的证据，比如“功”字最后一勾的质朴，被刻工理解成柳体的一勾。“奉”字一捺，作者说不如刻本的“一波叁折”，试问苏字里能找出几个“一波叁折”的捺?刻工的处理方式是董其昌式的。都源於对苏轼笔法的不理解，或者对宋人笔法的不理解。作者将清代工匠理解的笔法当做了标準。不能不令人遗憾。

　　至於苏轼为什么要用这麼正楷的形式给郭功甫写信?这就牵涉到书法与内容的一致性问题，郭功甫的年龄比苏轼大两岁，官阶比苏轼高两级(殿中丞从六品，通判从八品)，那麼恭敬地道别，最理想的字体就是楷书，从这九个字的大小相间，楷行相间、以及相同的两个“奉”字的笔法变化、大小变化，绝无呆板之气，这才都与苏轼躋身宋四家之首的身份相符。

　　在书法鉴定论证的过程中，应该儘量排除使用文学性的描述语言，也排除引用前人的文学性语言论证真伪，因为这对於鉴别真伪毫无帮助，只会陷入“无结论的感官判断争议”(傅申语)。常看到一些专家学者对着一件贗品，引用了无数文学性的前人讚美之词，内心也全不觉得有丝毫乖逆。

　　篇幅原因，我不能再举例了，有些例子别人也举证过了，不再赘言，我想已经够说明问题了。

　　到此我所得出的叁个结论已经证明完毕。结论再重复一遍：

　　1， 墨蹟本不是安素轩石刻的双鉤廓填本，反倒是安素轩石刻的母本。

　　2， 墨蹟本比安素轩石刻本更接近苏轼真跡。

　　3， 墨蹟本就是安岐收藏经《墨缘匯观》着录的原件。

　　附带指出：就《从》文认为是“铁证”的“世家”半印，作者指出墨蹟本被误刻为全印，但只要看看清晰照片就明白了：墨蹟本确实是半印。虽然这个半印到纸的边缘还有一些空白，那也可能是印章打在包边的锦上的缘故，后来拆掉包边，就自然留下了空白。这在宋代尺牘中常看到这种现象。有着名的蔡襄《澄心堂纸帖》左下角的半印、《寒食帖》“典礼纪察司印”为证。但这属於肉眼误判，不属於逻辑问题(图15)。或许研究者与我一样未见过原件，而且手上没有清晰版照片，可以谅解。

　　图15，“世家”半印右边的空白，其他宋代书法也可见

　　声明

　　最后特别需要声明的是，我并没有得出《功甫帖》是苏轼真跡的结论，虽然只差一步。在鉴定实践中往往“证真”比“证伪”更难，毕竟从安岐到苏轼还相差约七百年。有人存疑，说气息，说气韵，但这些主观、感性、神秘的语言，对厘清历史真相毫无帮助。前辈鉴定大师说常用“望气”来代替论证，其实是不想与人分享自己的鉴定经验罢了。“存疑”是主观的，“证伪”是客观的，必须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必须有无懈可击的逻辑。

　　会不会有一天有人证明功甫帖的这张纸是明代的?会不会有一天出现另一张墨色、纸张、包浆更精彩完美的功甫帖双胞胎?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即使这样，也只能说明安岐收到了一件高水平的映写本。但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从旧说”往往是可以最可接受的方式，也是博物馆通常的对待方式，存世的古代书法，能够被证明是真跡的是少数，还有一部份是可以被证明为伪跡的，两者之间，有一个大量的模糊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的发达，科技的进步，历史上人们没有鉴定清楚的或者鉴定错误的，相信一点一点会被搞清楚。

　　没有人是神，没有人不会犯错误。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代人或者几十代人，绝不会是一年半年都搞清楚的事。所以劝那些急於想知道功甫帖到底是真跡还是伪跡的人，要有耐心，或许这辈子都不会等到答案，但是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最后我要感谢《从》文的两位研究员，从没有一件古代书法在全国引起过这麼大的兴趣和讨论，傅申先生说：“学术辩论往往是学术史上的里程碑”。钟、凌、单叁位先生对功甫帖的真伪考证，绝对有助於学术的提升，有助于鉴定方法论的再认识，他们论文的正面价值，应该得到学界的肯定，笔者在此表示敬意。

　　我本无名小卒，原来并不想参与到与市场有关的文物讨论中，但对待一件古代墨宝，不论是宋代伟大人物的真跡还是明代以前的高摹本，都价值非凡。这样一件墨宝，若被误判為不值一钱的近代双鉤廓填本，如何对得起历史?如何对得起大众?如何对得起苏轼?不平之心，超过了我对这几位学术前辈的尊敬。所以斗胆发声与鉴定界权威辩驳。若有冒犯之处，希望前辈以包容之心对待。并欢迎各位先生批评指正。

　　陈萧羽

　　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