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民迈开了进城务工的脚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的迁移。就在这个迁移的农民潮中，一个从山村走来的农民工，20年后竟成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就是画家忻东旺。他的油画作品《早点》、《诚城》、《远亲》等曾获得过多项全国美展的金银铜奖，其中《早点》、《诚城》还在中国嘉德2005拍卖会上拍出了成交价225万和130万的好价钱。

　　2005年的岁末，在中国美术馆“村民系列：忻东旺油画作品展”上，我见到了忻东旺。人群中的他并不显眼，低调、平和，像一块溪流中安静的玉石，他那超然物外的表情，像是在参加一次别人的画展。在朴实、平静的外表下，透出他与土地紧密相联的善良与朴素。从他谈话的言语中，给人们留下一种无穷的力量。那是生养他的那块土地给予他的力量。他说他同情、尊重那些身份低下、生活落魄的小人物，因为他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不仅曾经是，现在也是。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记录这些普通人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中的表情，这是这段历史赋予他的责任：

　　农村生活的艰辛，使我感到绝望。在少年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突围我的农民身份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祖辈、父辈也是农民。上个世纪30年代，我爷爷和奶奶为了获得更多一点的土地，从河北坝下老家迁移到几百里外荒无人烟的坝上草原———河北省康保县忻家坊，在那里垦荒种田。但这次迁移并没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我们家分红。辛苦一年的劳动，换来的却是可怜的一点柴米钱。

　　家里生活虽然艰难，但却没有影响我对绘画的热爱。我的教科书和作业本的空白处全被我画得满满的。但我从没想过将来要去画画。最初让我有绘画冲动的，是年画。每逢过年的时候，我们农村的供销社就会摆上一摞新的售价一毛、一毛二的年画。稍富裕的人家常常能多买几张。我们家买不起，就把上一年的旧年画粘一粘又挂上。我觉得很沮丧，于是我就自己画。

　　童年艰辛生活的记忆，让我对土地不怀任何留恋。在家乡，我实在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又不喜欢在地里劳动，当时对农村的感觉绝望极了。而祖辈深爱的土地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尽的挣扎与逃脱。少年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突围”我的农民身份。

　　至于我对绘画的爱恋，后来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它就像草原上的野火扑之不灭，星星可以燎原。1981年，我18岁。在河北张家口的农村里，我背着工具箱，走村窜户招揽油漆生意。不知道遭到多少拒绝，但也总有老乡把我请进屋，以来年秋后的收成作保。赊上三五块钱，让我把满屋的墙壁画上连我自己也没见过的风景。农民的这种审美精神非常顽强，也是非常的伟大。他们生活那么苦，还特别在意美化自己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巨大的城乡差距，吸引着无数农民奔向城市，开始寻找自己的命运。1983年，母亲去世。我揣着父亲给的10元钱，踏上了开往山西小城的列车。那个时候，农民是非常受歧视的。记得我到自己的亲戚家，尝尽了白眼与鄙视。当时为了生存，我在煤矿里当矿工。白天帮人们装煤、干活，完全陷入辛苦的劳动和生活当中，没有任何力量驱使你能够跳出那种生活。那里并不是画画的地方，可有点时间我就用来画画，这也成全了我潜心作画的心态。

　　在匆匆的过客中，那些肩扛行李、被田野里的北风吹红了脸膛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就像我儿时的兄弟，使我怦然心动，一种使命感涌上心头1986年，我考入山西晋中艺术师专。1998年，我已经是美院的老师了。一次，在熙熙攘攘的太原火车站，在匆匆的过客中，我突然看到那些肩扛行李，手拿工具进城务工的农民。那是许多年前似曾相识的面孔，就像我儿时的兄弟。那熟悉的被田野里北风吹红了乡亲们的脸膛，此刻作为城市里的一道景观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新奇的目光中有希望，克制的激动中有迷茫，既有无奈的等待，又有莫名的惆怅。这使我怦然心动，一种使命感涌上心头，催促我在画布上记录下这个时代中涌向城市的我的农民兄弟。于是就有了名为《诚城》的油画。

　　在离开家乡近20年后，我突然有了回家写生作画的欲望。在这之前，每年我也回去几次，但一回到那里，生活使我完全陷入琐碎、恩怨的人情世故里，对村里的人我根本没有任何与艺术相关的联想。

　　我了解农民，因为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对他们的理解，远不止城里人头脑中朴实、善良的概念。对农民的入骨理解，成为我绘画的一笔绝对的财富。当我第一次用画笔来接触他们的时候，心中没有底。但当我真正画的时候，感觉却是那么自然。我画他们，就好像和他们在谈心、在聊天。在家乡写生时，我努力与他们交流。与其说是沟通，不如说是我在竭力感受着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

　　没来之前我是以20年前的情境想象一切的，除了每个人的名字没有改变，其它的都发生了变化。也许是我变了，童年时的美好记忆通通变了。我不知该如何与他们沟通，只有用绘画捕捉现实与记忆。我画的农民都是张着嘴。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是他们最自然的状态。它影射了农民对生活的一种渴望，是他们发自心底的。生活的艰辛，使得他们已经没有力量闭上嘴了。他们完全被土地、被生存的压力所屈服，这是农民精神上的一种状态，不仅是体力上，更是精神上的。

　　在经历了这样的写生后，我的内心得到了一点平静。因为在这之前，对家乡人的复杂心境多年郁积在我的心头，设想着能画出善恶。但最终能实现留在画布上的竟还是些原本善良的人。

　　我们应该给历史一个交代，让我们的子孙在未来还能知道我们曾经还有过这样一种状态。假如留给历史的是苍白、虚伪、粉饰的艺术品，我觉得愧对历史我领略了农民的质朴，尽管我几乎熟悉每个人的优缺点，但农民终究是善良的。尤其是有一年我去了千里之外的甘肃天水，那里的农民同样让我感到亲切，时代的责任感自然而然地在心里产生了。社会变革的因素已悄悄渗入到每一位农民的精神意识中，我知道，虽然贫瘠的土地难以骤然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时代变革的步伐却已经真实地震动了这块土地。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的社会这样丰富多彩，文化冲突如此之大，社会发展如此之迅速，如果我们的艺术表现忽略了对这个时代精神层面的深刻把握，我们对这个时代就是失语的，我们的艺术自然缺乏表现力。

　　而我们的艺术往往缺少的就是“真切的感受”，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我们处在一个社会变动的时期，这也是文艺创作风云激荡的时期，更是艺术最丰厚的土壤，最有力的宏阔的背景。在艺术的道路上，我觉得我应该回乡，应该回到生我养我的源头。当农村里年富力强的后生们争相投奔城里谋生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回到家乡，回到我曾经睡过的土炕上……

　　我之所以选择农民作为载体，就是因为我认为，农业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最深层、最基础的，是最深最深的底脉，是中华文化的脊梁。尽管我们有很多更前卫的文化，很多市民文化，但那不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在农业文化这个基础上，每个人都是城市里的乡民。所以，我的画并不仅仅是画农民，是为农民画，希望从这样一批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人群层面的表情中，看到这个时代的巨大变革。

　　西方19世纪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品。而今天我们的画家同样处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好的阶段。社会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人们有了钱，买画来收藏。收藏的价值在哪里?这不仅是个人行为，单纯地花了许多钱买来挂墙上欣赏;你从历史现实主义角度看，这些画最终都会成为国家的，成为历史的。假如我们留给国家、留给历史的，是苍白、虚伪、粉饰的艺术品，我觉得愧对收藏者，也愧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