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德镇，很多人都认识安田猛(Takeshi Yasuda)。这位有着国际声誉的陶艺家，也是景德镇乐天陶社的前创意总监，他的观念、教学方式影响了一批热爱陶艺的年轻人。红房子陶瓷工作室位于雕塑瓷厂中部，一栋平房分隔成日常工作、拉坯修坯以及烧窑晒坯三个区域，这也是安田目前的主要创作空间。室内一尘不染，身着白T恤的安田正在拉坯，看起来远比70岁的实际年龄(安田出生于1943年)要年轻。见有访客，他暂放下手里的活，洗净手，将我们引至日常工作区，冲水煮茶，笑容温暖里又带几分克制，“关于怎么理解陶艺，其实我给不了答案，我的经验很有可能是无用的。但我可以教你做陶，比如说拉坯，” 说着他比了一个手臂的高度，“这更容易些。”

　　您是怎样开始陶艺之路的?

　　实际上我并没有接受过陶瓷方面的专业训练。高中毕业后本来想念大学，报考工业设计专业，但日本艺术类大学和中国同类大学一样，是非常难考的，好大学更是竞争激烈，例如在我那个时代，东京大学一个专业每年只录取5-6名学生，而报考人数是录取人数的80倍。

　　18岁那年的夏天，我来到益子町(Mashiko，以日用陶瓷“益子烧”而闻名)的一个小村落，对陶瓷一无所知的我随意走进一家陶作坊，询问主人是否可以学做陶，他们同意了，于是我留在那里两周。两周后我决定不考大学了，要学做陶，将来要成为一名陶艺家。因为我开始认识到，相对于Designing(设计产品)，自己更想投入精力学习研究的是Making(制作器具)。我做学徒的那家陶艺作坊并不出名，有150年历史，主要制作一些用于厨房的普通生活陶器，不是那种精致风格的餐瓷。

　　1960年代，日本的陶瓷产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二战十年后的东京正流行乡土料理(regional cuisine)，餐馆为了配合这些食物需要乡村风格的陶瓷，靠近东京的益子最符合这种需求(其他陶瓷区靠近京都，日本古时的首都)，益子得到来自那些餐馆的很多订单。但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经济在快速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向西方靠拢，合金、铝、塑料等更多轻便材质进入普通家庭生活，陶瓷市场在萎缩。

　　益子出过一位著名陶艺家，他叫Shoji Hamada(滨田庄司，1894-1978，日本民艺运动领军人物，日本人间国宝)，在他的影响下益子成为一个国际上重要的陶艺中心。他从1930年代开始在益子创作，做杯子、碗、茶器等日常陶器，每年在东京办展，他有无数追随者，作品销售良好。但Hamada只有一个，大多数在益子的陶艺家们，作品没有市场出路，他们的东西很难卖掉。可以说，益子的陶作坊半数在衰退，一些依靠传统手艺、风格保守的陶艺作坊无法存活，有些就消失了。

　　从1973年开始在英国定居，之后的三十年创作和教学生涯，让您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什么转变?

　　我是日本人，又在欧洲生活多年，透过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很有意思。刚去欧洲的时候，我的所有价值体系遇到了强大的挑战，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在欧洲人眼里完全不重要，反之亦然。某种程度上说，在欧洲生活，要保持自我需要建立起某种自我保护。在英国生活的三十年里，我花很多时间去理解日本文化的价值、欧洲文化的价值， 一直在思索那些周遭发生的事情，以及包括我的艺术创作在内，我个人对这些事件做出的反应。但我并不想成为英国人，也不想当日本文化大使，我只代表自己。

　　来到中国后，我开始思考如何平衡日本文化和英国文化对自身的影响，日本文化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英国文化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上千年来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深厚，这又让我开始有了新的视角和更深的认识。我知道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精深，我认为离开固有视角，从不同角度审视自己是很有必要的。

　　请谈谈您和景德镇之间的渊源。

　　我第一次来景德镇应该是2002年，当时应邀去香港的乐天陶社(Pottery Workshop)，然后乐天的创始人郑祎把我带去景德镇，那时候还没有建立景德镇乐天，而李见深的三宝国际陶艺村已创立了4个年头。第二年，由郑祎联系安排我去杭州教学一个月，那段时间里我又去了景德镇。2004年，台湾举办的陶瓷学术会议上，我又遇见她，她跟我说希望在景德镇也创办乐天。对于选址我们有不少探讨，我建议说虽然景德镇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但是──选择在市区比隐在郊区好，因为在城市你面对的是今天的生活──当然这是我这方面的建议。2005年我终于来到景德镇，帮忙建立景德镇乐天陶社。在任职的6年内，每年有9至10个月我在这里。2年前，我从乐天退休，不过依然选择在此地继续个人的创作。

　　您对景德镇目前发展的看法。

　　现在的中国，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很多地方就像50年前的益子，依然用传统手艺做着传统的器物，但人们已不再需要它们了。过去的20年里，中国有太多传统陶艺作坊消失，那些活下来的，必须谋求变化，但改变又是困难的。

　　5年来，景德镇成了一个大家都会来的地方，成了一个游客们的聚集地。一些年轻学生也会过来做毕业作品……乐天陶社对景德镇的发展、陶艺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一个对的地方出现的。但还要看到的是，成百上千的学生们毕业后并不会留在景德镇，因为他们活不下去，留下来的人做的东西相似度很高，大家只做能迅速卖掉的东西，赚快钱，最近景德镇流行做陶瓷首饰、陶瓷风铃，你来这里会看到很多人在做。但也有些年轻人开始尝试做不同的东西，这需要鼓励。

　　除了国际范围参展，您也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授课，去美国、欧洲的艺术院校讲学。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层面看，陶瓷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我接触陶瓷50年，这段时间可以说很长，也可以说很短，我的经验是无用的。在我看来，艺术和手工艺是文化的产物，在中国、日本、韩国这些东方国家，陶瓷对艺术文化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与在欧洲或美洲经历的情况不同。在欧洲，陶瓷从来不是艺术的主流，也从未真正占据过人们的心灵，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隔膜。英国曾有40所高校开设陶瓷专业，现在还有这个专业的可能只有15家，经济本就低迷，年轻人对陶艺也不感兴趣;反观日本，虽然经济情势也不好，但很多日本年轻人还是愿意学习陶艺，这与经济无关──陶瓷是我们东方人心里很深的情结。在某种层面上，它与我们生活的连结最深。

　　中国陶艺怎样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径?

　　我年轻时看过一个美国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写过一本书《菊与刀》，在1920-30年代，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日本是个很奇特的国家，其民族有着安静美好的气质，但人民同时又暴力善斗，这两个因素如何融合在一起?这本书1946年正式出版，1949年出版日文版，站在现代文化研究的立场解读日本，对我的启发很大。每种文化以不同的方式而发展，你不能站在一种文化立场去理解另一种文化。

　　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都有自己的图景，中国也不例外。现代化(modernlization)和西化(westernlization)或许显露出相同的表象，究其本质则全然不同。观点和经验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能“进口”，找到自己的现代化语言，而不是西方化的，这是目前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历史里学习，重新认识历史，如果有人告诉你一条路是唯一正确的，不要去理会──认识、学习、梳理、进步，这是非常缓慢的过程。

　　您目前的工作状态?

　　我和太太，英国陶艺家Felicity Aylieff，另一个中国合作伙伴熊白煦成立了红房子陶瓷工作室，我大多数时间会在景德镇，Lizzy基本上每年的暑假来这里两个月做作品，我们在英国和景德镇两地都有工作室。我意识到自己正逐渐老去，需要专注地做自己的作品了，在景德镇有个基地，这感觉很好。最近的一组作品用传统的影青釉，造型完全现代，但它们释放出的气息和美感让你联想到宋代。因为，宁静的、有节制的美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