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关于《功甫帖》真伪的争论形成了轩然大波。文博界、拍卖界、书画界、收藏界、舆论界的各路豪杰纷纷亮相，造就了一场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这种由一件文物引发的如此热烈大讨论的局面我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本人胸无墨点，给我一千个胆我也不敢置喙于《功甫帖》的真伪之辩;本人与当事各方也素无瓜葛，故没有必要充当任何一方“粉丝”、“水军”、“五毛”的身份妄评这场辩论背后是否有当事人之间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但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这场辩论背后故事的好奇，一直抱以围观者的心态，站在干岸上仰看云卷舒云，俯看潮起潮落。

　　然在冷眼旁观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免产生一些“杂”想：

　　一、对文物的真伪辩论不只一次，远的不知道，近二十年来大概就有这么几次。

　　1992年，有过一场曹雪芹墓石真伪之争，《北京日报郊区版》和《北京晚报》首先披露了曹雪芹墓石在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发现的消息。据说是，墓石是当地农民于1968年秋天平整土地时，在张家湾村西北方向的萧太后河北岸，相传叫做曹家坟的地方的地下一米多深处挖出的，1992年夏天，将此石献交政府。

　　关于这块墓石之真伪引起了争论，有的专家、学者说真，有的专家、学者说假。又是著文又是赋诗，很是好看。但细究起来，其实发声的主要是红学界、史学界、文物界大腕儿，诸如冯其庸先生、周汝昌先生、史树青先生、秦公先生、杜景华女士、顾平旦先生等几位专家，民众参与的不多。热闹一阵子以后，不了了之。

　　1995年，中国书画市场出现了一桩著名的拍卖案——关于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真伪之争。此案引起国内外书画界、收藏界、拍卖行业和众多书画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号称“华夏第一拍卖案”。

　　其事情的经过是：1995年10月28日，王定林先生在杭州的一场“95秋季的书画拍卖会”上，以110万元拍下了张大千的画作《仿石溪山水图》。这张画上右侧有谢稚柳的题跋，左侧有徐邦达的题跋，认定作品为真迹。

　　但后来王定林听说台湾也有一幅同样的画，便对此画产生了怀疑，于是拿到北京找到徐邦达先生鉴定。徐先生一看，字是他自己题的，可几年前自己题跋的位置是在画的右上方，现在跑到了左下方。认定属于书画作伪中典型的移花接木。于是出具了亲笔鉴定书：“(此画)审视乃为摹本。裱边上拙书之跋，本题在原画右上方，今为移装于摹本左侧。”

　　与徐邦达先生相左，谢稚柳先生凭着自己和张大千几十年的交往，对张大千的绘画风格了如指掌，确信此画为真品，也出具了亲笔鉴定书：“确定此图为真迹无疑。”

　　王定林于是要求退画，拍卖公司不同意，因此，王定林先后向杭州市、浙江省法院提起了诉讼。此案持续了四年之久年，终于1998年底，法院在委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先生、常务委员刘九庵先生等全国11位专家对有争议的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进行鉴定之后，判定此画是伪作。拍卖公司败诉，赔偿王定林总计127.5万元。

　　但其时谢稚柳先生已作古矣。

　　2012年,60幅从美国回国“探亲”的中国古代字画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让参观者大饱眼福。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要数那幅引发了长达15年国际性大辩论的，五代董元(亦作“董源”)的《溪岸图》。这幅《溪岸图》又一次成为专家们争论最激烈的作品。共有三种观点，一种以谢稚柳的夫人陈佩秋为代表，认为是董元的真迹;一种以美国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研究权威高居翰为代表，认为是张大千的伪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它至少是一幅宋代古画，但是否为董元的真迹则无法考证。持此说者包括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何慕文，台湾的傅申、石守谦、北京徐邦达和杨新。三种观点激烈交锋，各方均言之凿凿，各持己见。不仅使其终无定论，反而在数十位专家的上百篇文章里，使真相显得越发扑朔迷离。

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五代董源《溪岸图》

　　另外还有，2002年中国首次使用“优先购买”权的购买的《研山铭》，曾在2002、2009年两次在北京拍卖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2003年拍卖的《出师颂》等一些重量级文物的真伪问题都有不同声音，但时至今日，也只能是“搁置争议”了。

　　因此我想，那么今天的《功甫帖》之争就一定有定论吗?有时候没有“结果”或许也是一种结果。

　　二、就整个社会而言，《功甫帖》之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好事。

　　首先，如此大规模的《功甫帖》真伪之争，揭开了文物鉴定制度缺失这块伤疤，又一次提出了中国文物鉴定工作将如何进行、如何发展的问题。

　　近年来，各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会上的拍品真伪之争是“小纠纷家家有，大纠纷三六九”，为此对簿公堂的事件已经不再是新闻了。整个艺术品市场上假文物、假鉴定、假拍卖、假成交、假回流等等也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已经泛滥成灾。严重破坏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秩序和声誉，同时也严重亵渎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场涉及到国内国外的，波涛汹涌的《功甫帖》之争则是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市场在倒逼着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制定艺术品鉴定管理办法，以解决当前文物鉴定之乱。相信有关部门不会听之任之，总会在吸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较为可行的法律法规。

　　其次，在这场《功甫帖》真伪之争的中，似乎还有一些质疑这幅《功甫帖》近几十年的传承过程中说不清、道不明来龙去脉的声音。那么这次争论正好是一个解释清楚或者调查清楚的机会。有关部门如能抓住机会厘清脉络并给社会一个交代则又是功德一件。

　　其三，《功甫帖》之争尽管有发言资格的人寥寥无几，但关注者之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却前所未有。这不能不说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已经提高，相当一部分人的兴趣爱好开始向高雅艺术转移。诚然，大部分关注者和我一样，只能扮演“围观者”。但围观一幅千年古帖的争论，总比围观一场车祸来得文明吧?相当多的人可能像看连续剧一样地在“娱乐”，但这种娱乐方式总比赌博嫖娼来得高雅吧?

　　因此我说，《功甫帖》的学术争论是一堂面对全社会的文物知识普及公开课。其对民众的教化意义之深远已经不限于作品本身最后能有什么样的结果了!

　　三、这场争论固然会给事件的各方当事人带来不少麻烦，但也不一定全是负面影响。

　　其一，由于有了这场争论，迫使当事各方不得不认认真真地大量查阅相关典籍和前人的著述;不得不踏踏实实的勘验有争议的标的并比对相关的参照物。这一过程是难得学习过程。同时，争论犹如一场关于《功甫帖》及相关文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引来了海内外专家学者们的真知灼见，其中不少是当事人花钱也难买了的金玉良言。毫无疑问，当事各方在此事件之后，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其二，这场争论还对各方当事人起到了轰动的广告效应。如果不信，可以拿出5000万元砸向媒体，做上几个月形象广告，看看有没有这么多人能否如此关注;看看是否有这么多受众给你反馈和你互动?然而这幅花5000多万买来的《功甫帖》却帮你们办到了。而且这个效应还将是长期的，说不定今后只要在互联网上“百度”一下“苏轼”或者“功甫帖”，就能搜索到这场争论及争论各方当事人的相关资料。因此各方不必为摊上这件大事儿懊恼，反而应该为意外的收获而庆幸。

　　四、这场《功甫帖》真伪之争之所以得到那么多人的围观，还在于其情节的发展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确实有很强的“娱乐性”。

　　从发展过程看：先是序幕——“《功甫帖》回归”,业内弹冠相庆;而后正剧开始，突然杀出程咬金，对《功甫帖》质疑，掀起轩然大波;在其后则是买家和拍卖方的声明、质疑方的论文、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应酬唱和;现在又有了拍卖方回应的“证真”的论证意见;…...。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一波三折。而且剧情推进的速度也是拿捏得疾徐有度、恰到好处，差不多每个高潮之间都有八九十来天的低潮期，吊足了看客们的胃口，让他们充满期待。

　　不仅如此，当事各方的关系也扑朔迷离。书中暗表，质疑方与买方原本关系不错，还是顾问与被顾问的关系。关于《功甫帖》真伪，他们之间本来有在事先沟通的可能，但质疑方却买方已经买了这件文物并且进到“自贸区”一段时日以后，突然在媒体上公开发声质疑。另外，买方在标的被质疑之后连发声明，不仅没向拍卖方提出维权要求，反而和拍卖方站在一条战线，要求质疑方拿出证假的证据。当事各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从而也成了吸引围观者眼球的亮点。

　　还有一点也充满悬念。那就是在真假辩论中有人提出使用科技手段的建议。其实，使用科技手段鉴定古书画已经有了先例，前文提到的《溪岸图》就已经用过，并证明《溪岸图》是宋代的纸墨。从而形成了“认为它至少是一幅宋代古画，但是否为董元的真迹则无法考证”这一多数专家学者的意见。可是这个建设性的意见却没有得到当事三方中任何一方的反映。不知是他们都没见到还是不屑一顾?或许将这一“杀手锏’留在大结局时由大法官使用?也不得而知。

　　哈哈!这场争论简直就是一部“谍战”连续剧，就差有几个美女穿插其中了。

　　五、中国拍卖界能否在这场《功甫帖》真伪之争中得到些什么?

　　众所周知，要求拍卖企业对标的保真是不现实的，但《拍卖法》也规定拍卖企业对竞买人有告知标的物瑕疵的义务。拍卖企业可不可以在拍卖前的“标的展示”过程中，主动加一条向社会征求对标的质疑意见的环节，并把质疑意见视同于“瑕疵”，在拍卖时告知竞买人。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尽到“告知”的义务，“免责”的理由也就更加充分。竞买人在有充分知情权的情况下自由裁量是否竞买或最多出多少钱竞买，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竞买行为负责。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做会动摇竞买人的信心。我想不必多虑，君不见“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在烟盒上出现好几十年了，中国的烟民也减少了吗?应该相信竞买人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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