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三位摄影记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拍摄被果蝇侵袭的苹果。从今以后，这样的工作再也不叫“新闻摄影”。Photo by: Robert Durell / Los Angeles Times

　　今天，让我坐在这个高端大气的新装修的1416教室里写作。它最大的特点是让您的手机阅读更为流畅。另外，这样的简洁页面也是一种回归，再度回到博客时代。如若这样，我所奋斗的目标应该是不断增强作者的存在感，拒绝把自己的谈话变成官话，那么，你们兴许也就会因此变成和我说话的一个个真人。

　　分享一个链接给大家，这是一篇研究报告：《后工业时代新闻学的视觉叙事》(Visual Storytelling in the Age of Post-Industrialist Journalism)(可以供您随意下载阅读)

　　报告的作者是英国学者Daivd Campbell，他在荷赛的支持下，2012年启动这个调研项目，就新闻摄影记者在当下朝向多媒体记者的转型展开研究。这份报告的调查数据和访谈对象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

　　最近，整份报告被翻译成了中文。

　　一个小小的疑虑，标题的翻译，“新闻学的视觉叙事”略微有些别扭，尤其是“Visual Storytelling”的翻译。新闻学，以及视觉叙事提法显得有些过于宏大，我认为作者谈论的主要还是实践层面的问题，翻译成视觉报道是否会更好理解。我尤其想指出——我们不能再犯为了立论而制造宏大概念的错误了。所以，我更倾向将之翻译成《后工业时代新闻实践中的视觉报道》

　　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做任何“定义”的尝试都会令人难堪。事实上，David Campbell在关于“多媒体”的定义中就提到：

　　“任何试图严格定义‘多媒体’的尝试所丢失的信息比它所能包含的信息更多。并且它表明,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对这一媒体类型的限定性的定义,而是对摄影的扩展性的理解,尤其是静态和动态图像之间的长期复杂关系。”

　　从这里看到，David Campbell反对设立概念划定山头，而是希望探讨变化的实质，比如，在我们讨论新媒体的时候，这种静态和动态图像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能称之为新，只是因为门槛的打破而逐渐从隐形变成显性。

　　如果让我在这里为这篇论文做个导读的话，我尤其推荐大家阅读第一章和最后两章。

　　第一章里，David Campbell对他之所以采用Visual Storytelling这个说法做了解释，

　　新闻摄影、新闻摄像、纪录片、电影和交互式故事很有可能交叉重叠。这并不是创建一个新的视觉形式，而是新闻摄影师将自己的审美和责任融入报道中，并且可以从摄影以外的其他形式中汲取经验。它创造了一个市场，不同群体和组织可以掌控自己的故事，制作自己的内容，并且如果他们技术和能力不够，他们可以将制作图像和报道外包出去，给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新的机会。因此，我们并不是处于一个交汇点，也不是说一个新的形式可以代替其他所有形式。相反，图像制作对讲故事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在很多平台、采用多种形式讲故事。

　　David还引用了一位摄影师Tim Hetherington的言论(注：Tim Hetherington在利比亚殉职，此前他曾制作了纪录片Restrepo，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单元)

　　“要着眼于多种不同的形式。不要说‘我是一个摄影师’,而要说‘我说一个影像制作者……要看看怎么把这些影像制作成不同的形式，传播给不同的受众; 一些可能上传到网络上,一些可能发布到印刷媒体上。”

　　如果总结这一章的核心，它所指出的是：目前讲故事方式的激增,我们不能只局限在一种形式。这为摄影记者带来的挑战也不小。

　　David在报告中指出：

　　“当代大多数多媒体由知名媒体通过内部团队制作出来的。这意味着自由记者和独立制作人的市场很小。但是多媒体提供的内容报道机会还是值得追求的。那些并非媒体行业的公司呈现出极强的创造性，他们需要通过间接资源丰富其收入来源。他们需要利用稀缺和丰富之间的新关系来影响开放式的网页结构，为新闻故事供资金。”

　　报告的最后一章是比较务实的，为目前想要转型的同学支了几招，我在这里就不赘述，请去阅读原文(英文链接)，如果用稍加总结，大概是这样的：

　　学习如何去讲述你想讲的故事，把它放到你的观众参与的多种平台上，确保他们能找到，这样你的故事就会以最佳的姿态吸引他们了。

　　如果你还想读更多，我再引用报告里的一段文字，貌似又是内容为王的老调重弹，但为什么呢?

　　因为网络是一个结构公开的系统——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以低成本出版或传播信息 — 使媒体经济的参数从稀缺变为丰富。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曾对此进行过很贴切的叙述:

　　互联网成为通用媒介后，正在重塑文化经济学。因为多数文化产品都是由文字、图像或声音构成，这些都可以以数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变得和其他信息产品一样,可以用低廉的价格再生产和发行。在软件、网络存储设备、价格不太昂贵的工具如便携式摄像机、麦克风、数码相机和扫仪的帮助下，许多文化产品的创作也变得更加容易。媒介从稀缺到丰富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我们在需要做出读什么、看什么和听什么的决定时，比我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有更多的选择权。

　　这就又把我们带回了“可替代性”的重要性这个话题上。有些东西是可以替代的。突发新闻是可替代的，因为有着很多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们之间会把一些突发新闻互相替代。一段音乐或者一个特殊的故事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你只想听某一个乐队的某一首歌,或者有关某一 主题的一个故事，他们不能被别的音乐或故事所替代。

　　极少的东西是不能被替代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替代。如果你创作了某种独特的东西,而且你的作品在其他地方看不到,你可以拒绝这种不可避免的贬值后果。如果你创作出本来就很充裕,可以被其他东西替代的东西，那么你肯定不能指望靠它来赚很多钱。人们乐意为那些不可替代的在线内容花钱,当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对自己有用时,就会花钱去买。每日新闻或者现场新闻并不属于这种不可替代的东西,因为很多可靠的全球新闻来源的存在,他们供给用户最新的不直接收取任何费用的新闻。其他形式的新闻、信息和故事，如果是稀少的而且不可替代，就会有被购买的可能性。说到底，新闻的质量才是取胜的最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