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芬，92年在伦敦加入佳士得，97年来到香港。这一做便是20多年，现任香港佳士得瓷器及工艺品部主管。因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同时又是一家国际拍卖公司古董部的主管，如果要谈谈90年代初到如今近二十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她应该最有发言权。尽管她的普通话说得远不如英文和粤语来得流畅，但她却能竭力搜刮最能表达情感和准确阐述问题的语言，那份职业操守和对艺术品的热爱可见一斑!

　　雅昌艺术网：“就我个人的了解，苏富比也曾经尝试过日本。您觉得当时大家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日本做拍卖?去了日本又是什么样的情形?遗失首次进驻香港的机会遗憾吗?”

　　曾志芬：“当时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七十年代日本人什么都买，包括中国艺术和印象画派绘画，西方的当代艺术，他们也都有兴趣。有一个老前辈曾经跟我说：佳士得进日本遵循的是很浅的一个逻辑——因为日本人有购买力。但要扎根日本却不是一个太简单的事情，因为日本当时是很封闭的，这里的艺术商人明确表示不欢迎其他同行以及拍卖行跟他们竞争。当时我们只能拍珠宝、红酒，不能拍中国瓷器。一直到86年，佳士得才逐渐发现，日本没有大的空间，所以就变道来了香港。

　　雅昌艺术网：“97年您从伦敦来香港的时候，所负责的古董部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曾志芬：“那时整个香港佳士得只有4个人，租用了大厦里一个小角落，还要拐弯才看到一个黑黑的门，方才看到门上的‘CHRISTIE'S’——佳士得标志，显得很‘鬼祟’。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小家子’。96年香港做了第一次宫廷艺术拍卖，我回到香港帮忙。之后因为我是香港人，97年便被正式调回香港。但离开香港已经太多年，还从来没有在香港工作过，连语言都有些跟不上时代了。97年赶上香港回归，那个时候市场里面资金比较充裕，但是因为政治、经济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观望的情绪仍然很浓。97年年底我们拍‘金观堂’第四部，正遇到亚洲金融风暴。那一年香港苏富比跟佳士得几乎在同一时间举槌的，所以我们两家也是共同担心：房地产下来了，什么都会垮下来!对我们会构成影响?那时候我记得拍一件洪武‘玉壶春’，底价两千万港币，对当时的中国艺术品来说已经是天价了。林华田先生是拍卖官，这件重器是11点开拍，在这之前的两场拍卖，非常凄惨，没有人举手。现场虽然人很多，也不是没钱买东西，而是没心情买东西。所以很多拍品流标。到了这件‘玉壶春’，有一个电话标进来，林先生很紧张，立刻就落槌了。98年的市场依旧很艰难，货也难找。我们出了一本很薄的书，宫廷艺术的专场，一百多件而已。封面是一个雍正款的珐琅彩水杯，最终拍到六百万，我们已经非常高兴了。现在这样的杯子要多少钱?今天你有五六百万大概只能买到一个十八世纪的没落款的粉彩瓶。所以这个市场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雅昌艺术网：“那么，市场经历了97、98年的灰暗，后来是经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终于走出来的?”

　　曾志芬：“98困难，99更困难，2000年好一点，01跌下来了，02也是很低，03年SARS的时候好像有人在这个时间段插一个旗帜，SARS之后变成为艺术市场的一个拐点。

　　也是因为SARS，我们调整了那一年的拍卖时间。本应该在4月份举行拍卖，但是直到去北京预展都没能确定具体的拍卖时间。回到香港后，才定下，延迟到7月。

　　当时SARS真的很恐怖，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香港没有人敢出门，茶餐厅内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推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拍卖场地一直没有安排妥当。我们当年的拍品有一个两米多高的康熙屏风，不好布展，最后摆到广场上去了，但效果还不错。还记得当时很多人跑来看预展，有种坐牢后被放出去的感觉，好开心啊!没有了SARS，天气也好了，人的心情也跟着放开!这个我要看，这个我要买!那一年，有很多新的客人包括内地来的客人。之后，艺术市场就一路往上走。雷曼兄弟垮下来的时候，我们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很多投资都是艺术品方面的，所以担心是难免的。上面也说：‘不行，我们要砍人’!所以哗哗哗砍了一批。后来发现，这个市场还在往上跑，所以马上又把人往回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