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

　　北方年画重要代表

　　天津杨柳青是中国最著名的木版年画产地之一。杨柳青年画据传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盛于清代中叶。杨柳青年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多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制作上采用了印绘结合的方式，受到北方版画艺术和院体工笔重彩绘画的影响，具有精巧细腻、明丽典雅的艺术风格。

　　杨柳青年画的主要产地，除了杨柳青镇之外，南乡三十六村也是举足轻重的年画原产地和集散地，就盛期的画业规模而言，杨柳青镇与南乡三十六村是两个实力相当的年画中心，其中“义成永”画店便是南赵庄独一无二的画作坊。义成永画店位于与杨柳青镇年画实力相当的南乡三十六村中的南赵庄，在清朝光绪年间由杨永义、杨永成、杨永兴兄弟三人合伙经营。其规模之大，产品之精，驰名全国。从前每逢春节，北京城各大门楼张贴的巨幅门神多为义成永画作坊加工制作。

　　此次展览主要以“义成永”画店的80余幅年画珍品为展示对象，通过梳理画店的历史、技艺与实物，并结合视频播放和现场展演，从一个侧面一窥杨柳青年画的曾经辉煌。除了套色年画之外，此次展览展出的墨线也都是义成永画店历经劫难后保存下来的画版所刷印。所谓“墨线”，是指在年画线版上刷印的年画半成品，行话称之为“线坯子”，也称“样子”。对一件完整的杨柳青年画来讲，这是后面所有工序的基础。优秀的刻版艺人所完成的画面，一方面是出稿者思想、趣味及艺术的显现，另一方面，木刻版画所特有的“版味”也在“墨线”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批墨线的画版制作年代大约在清代晚期至民国初期，内容丰富，版刻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与历史、民俗及文献价值。

　　小校场

　　中国年画重要分支

　　据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木版年画研究学科带头人张伟介绍，上海的小校场年画发轫于苏州桃花坞，所谓此起彼伏。据文献记载，上海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清嘉庆年间已开始有年画生产，当时沪南城隍庙一带因庙会聚成街市，汇集起不少制作和销售纸锭、香烛等民俗用品的店铺，同时也有一些画商在此代销外埠年画，但只是零星点缀，并不成气候。

　　有文献证明，最早一位来沪经营的桃花坞画商是清道光年间在小校场设摊的，名叫项燿，曾开过一家飞云阁的画店经销自己出品的年画 。1860年太平军东进攻陷苏州后，不少桃花坞年画业主和民间艺人为避战乱纷纷来沪，落户城南小校场，有的开店重操旧业，有的受雇于上海的年画店庄。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为清末上海年画的蓬勃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存世量却极少，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个人和机构，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全部存世量就在一千幅左右。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年画中，小校场出品的就有300余幅，是国内外目前小校场年画数量最多的一项收藏，尤为珍贵。在此次展览中，广大观众就将有机会观赏其中的一些精品力作。

　　据张伟介绍，近代上海的画家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和年画发生关系的却少之又少，而若要在这极少数画家中找出领军人物，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吴友如和钱慧安。其实，真正对小校场年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吴友如的同门师弟周慕桥，也即今天人们在很多年画上都能看到的那个“古吴梦蕉”。他的很多作品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传统绘画中类型化的才子佳人和概念化的亭台楼阁，而较多为现实生活中的市农工商和车船光电，故仅有传统技巧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新的表现手法加以补充。周慕桥引入西洋绘画中的透视法理论和水彩画法，使其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符合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要求而广受欢迎。

　　看馆藏

　　丰富品种大饱眼福

　　据悉，上海图书馆现藏年画约4800幅，大部分是清末民初期间的作品，距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在公共图书馆中，能拥有如此丰富的藏量可谓一枝独秀，并且这批年画的覆盖范围也很广，包括中国四大“年画之乡”的四川绵竹、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等都有所涉及。

　　这些年画的搜集者主要是当时在徐家汇藏书楼(原徐家汇天主堂图书馆)的法国传教士们，其中费力最多的是亨利·多雷(Henri Dore)。多雷神父在华期间即刻意收集流传在中国各地不同风格的年画，尤其注重于收集有关道家、佛家、儒家故事中的所谓迷信图像的资料，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1956年，徐家汇藏书楼正式并入上海图书馆，这批年画也随之为上海图书馆所珍藏。其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上海图书馆又曾去山东潍坊、四川绵竹、天津杨柳青等地进行多次征集，进一步扩大了藏量。为了进一步丰富展览内容，本展览特别甄选了以上海本地年画为主的28幅馆藏精品年画，内容涉及“合家欢庆”、“新年吉祥”、“新婚祈子”、“童子游戏”等八大主题。这也是未来上图馆藏专题年画展的一次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