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低调的博物馆Gala晚宴

　　2013年11月7日，我受迪奥邀请参加由其赞助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2013年度Gala晚宴。这座闻名世界的私人现当代艺术博物馆，坐落于曼哈顿上东区，曾因其建筑和国际扩张力度备受关注。我与古根海姆也不乏“私交”，尤其近年因在建中的中国中心项目，我常跑纽约。2013年年初，曾受邀参加何弘毅基金会投资千万跟古根海姆合作创办的中国当代艺术计划启动仪式;9月，光影艺术大师詹姆士·特勒尔(James Turrell )大展，我同朋友去看过三次，意犹未尽;临近年底，凑巧又赶上古根海姆的年度Gala晚宴，遂欣然前往。

　　如同其它一切国际博物馆、艺术中心一样，年度晚宴既是艺术机构最重要的筹款活动，也能有效拉近博物馆、赞助人、艺术家及藏家间的关系。作为国际明星博物馆，古根海姆一年一度的Gala 晚宴自然总能成为大家相聚的机会。

　　2013年的晚宴由迪奥提供赞助。这个于半个多世纪前诞生于巴黎的时尚奢侈品牌对艺术自有一份钟情和诚意。迪奥所在LVMH集团老板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 )是国际屈指可数的大收藏家，他的私人博物馆即将在巴黎开业，未来必将为全球艺术领域所关注。

　　迪奥品牌与中国艺术的联姻近年来也越发广泛而深入。无论是2008年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迪奥与中国艺术家”展，还是刚刚在上海MoCA 大手笔制作的“迪奥精神”展，不仅合作了一批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更深刻挖掘和展现了迪奥品牌的法式浪漫精髓，点燃中国观众对迪奥和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情。两次展览与中国艺术家合作之深入、展品之丰富、设计之独创，堪称国内同类展览的榜样。

　　我和邓文迪、达莎·朱可娃(Dasha Zhukova)等几位女友于2013年5月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期间联合举办的Artsy晚宴，也曾得到乔治·杰生(George Jensen)和迪奥品牌的联合支持。不要以为有迪奥参与，古根海姆年度晚宴就一定高级奢华。恰恰相反，除了进门处的迪奥Logo， 晚宴在赞助品牌的处理上十分委婉低调。现场简约的黑白布置与博物馆大展艺术家克里斯托弗·乌尔(Christopher Wool )的绘画风格相呼应，让宾客可以更专注于艺术本身。400多位宾客一入场便互相亲切寒暄，结伴观看分布在博物馆七层的乌尔的大展。尽管我也在2012年去欧洲看过乌尔的个展，但在古根海姆的这次展示更为集中地呈现了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和风貌。同时展出的“国际城市现状研究设计展览”也令人驻足停留。

　　延续往年的惯例，2013年的晚宴由古根海姆博物馆、基金会联合十几位长期支持其艺术项目的收藏家、品牌、机构、以向2013年度艺术家詹姆士·特勒尔和克里斯托弗·乌尔致敬的名义，联名发出邀请。受邀的宾客通过购买晚宴桌子或座位的形式给予古根海姆博物馆资金赞助。晚宴现场还成功拍卖出了两位艺术家各自创作的小件作品。

　　随后，这些钱将连同博物馆从其他渠道融入的资金一起纳入索罗门·R·古根海姆基金会，用作可持续发展基金，赞助古根海姆接下来的运营，例如创新教育项目及其现代和当代艺术藏品的维护、研究和展示工作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实施各项计划。我私下估计(但并未证实)，维持古根海姆这样规模的博物馆的良性运营大概每年需要三千万到五千万美元左右的资金。

　　作为一场文化晚宴、一次常规的筹款答谢派对，古根海姆2013年度Gala 晚宴实在是平常不过。但对常年在中国经营艺术机构的我来说，倒是特别感动于晚宴低调朴素的风格。不像其它西方非营利艺术机构在寻求资金支持艺术发展时的理直气壮，这里宾主间的理解与坦然，也令人暗自感慨。

　　艺术盛宴背后的深意

　　2000年以后，中国艺术圈开始此起彼伏地“繁荣”起来，大家常常开玩笑说，“做艺术就是请客吃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在独立创办先锋当代艺术空间，积极推介当代艺术、设计和建筑规划的同时，与政府、机构、品牌有过无数次合作的经验，参加的国内外筹款活动、艺术晚宴数不胜数。最近一年内，在纽约，除了古根海姆年度Gala ，我还参与了林肯艺术中心(Lincoln Center)、公园大道军械库(Park Avenue Armory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等几家艺术及非营利机构的年度筹款答谢晚宴。相较古根海姆，另外几场晚宴的规模、效果都更为隆重，但募款的形式大同小异——尽管寻求长期的品牌合作也很重要，但受邀嘉宾自掏腰包预订某艺术机构的筹款宴会座位实属平常。组织者不用太过劳费心机在聚光灯下作秀，而是与策展人、艺术家及艺术评论家一起，专注于呈现高水平的艺术、巩固和提升艺术空间的专业和内涵，才是最核心的事情。

　　大多数中国人常羞于在人前谈钱，即便有关慈善和艺术。2012年，我们几个朋友曾帮助“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上海举办慈善筹款晚宴，所有的赞助款早在晚宴开始前就已全部落实，邀请赴宴的客人们只是轻松聚会，交流环保心得。相较之下，西方系统下募捐双方的平等坦诚和直截了当，让一切看起来如此自然而然。论这一体系的形成则是基于西方国家成熟的商业体系和完善的税收激励制度。有了顺畅的捐助减免税系统，国家可以少花钱、企业在部分免税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各类非营利机构得以可持续发展，三方得益。这种规则已经被制度化地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而且不仅是针对艺术机构的运作，其它行业如科研、医疗、环保、教育等的私人机构运作也能得益于此。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西方国家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之一。

　　变革之路任重道远

　　在纽约，从大都会博物馆、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古根海姆等殿堂级美术馆，到高线公园(High Line)沿途的数百家精致画廊;从主流经典的林肯中心、先锋前卫的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到星罗棋布的音乐、舞蹈、戏剧表演艺术场馆，再加上全年不间断生发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几乎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投入艺术的怀抱。这种拥有丰富层次、浓烈氛围的艺术环境既将西方人热爱艺术的传统相传承，也使当代艺术发展得以不断延续生发。

　　反观中国，艺术传统之深厚毋庸置疑。然而，官方对艺术文化的引导和管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却始终无法与国际接轨，由此造成对艺术理解的偏差和各种资源分配的失衡，使得艺术产业只能跛足前行：官方艺术机构先天不足、对国家拨款和所谓政策支持的天然依赖，加之毫无对艺术专业严谨求学的动力，导致私人美术馆、艺术机构、画廊虽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化的产物，但也承载了一批优秀国内艺术家的期望，但既无稳定的资金保障，又缺乏政策体系的支撑，即使一心追随艺术的本源，也难以持续生存。

　　然而，变革关系着方方面面的利益，就像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金融行业改革中的从业者那样，一定会面临各种问题，甚至付出巨大代价。回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艺术市场化”道路历程，有很多人和机构都因为生存的压力进行了各种方向上的尝试，也出现过不愿见到的混乱与矛盾，包括最近还有几个知名藏家因为艺术品的税务问题为自己惹出了巨大的麻烦。因此，谈中国艺术产业发展的变革，绝不是请客吃饭这么简单。

　　相信艺术的力量

　　前不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发微博悲叹“中国的美术馆没有自己的美术史和陈列!没能见到经典作品!没有强大的藏品体系和资金、政策、社会支持!没有美术馆专业道德和规范标准!没有公众自觉参与和文化认同感!没有国家专业性可执行政策!总之中国没有美术馆文化!”著名评论家、OCAT 美术馆联合馆长黄专也在微信里悲壮发文“别了，北京”，宣布筹建不到一年的 OCAT 北京文献与研究馆搁浅。作为一家拥有十多年成功融合艺术与商业地产经验的央企，华侨城尚且不可避免这样令人遗憾的事情。与此同时，从2012年盛大开幕的龙美术馆，到刚刚落成的南京四方美术馆，再到即将问世的余德耀美术馆，私人藏家、艺术爱好者投身艺术事业的热情依然澎湃。身处其中，不得不感叹这一番番跌宕起伏。

　　诚然，当下中国艺术体系还远未成熟，向西方取经亦是合情合理;完善的国家支持必然对当下艺术生态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绝不是说复制一整套西方体系就足以成就艺术文化的繁荣。纵观东西艺术生态，我以为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乐趣：挑战既有的环境、持续不断地发掘真正优秀的艺术和创新才是任何环境下我们始终不变的追求。我相信，艺术是改变社会的另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本与金钱无关，只来自于艺术对人类心灵最深层的触动;这份执念或许正是鼓励、支撑一代又一代艺术从业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动力。

　　(翁菱：资深综合艺术策划人，曾创办前门23号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外滩三号沪申画廊，现任纽约中国中心艺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