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云南一家报纸当记者的吴以强就已专注于艺术探索。工作的特性，报纸很自然地成为吴以强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运用报章的文字、图片进行涂抹和篡改成为他工作之余的主要乐趣。“昆明舒服、熟悉，却没有像样的美术馆;云南人很愿意坚守本土，但也有一颗开放的、想要面对世界的心。”吴以强坦言，“北京，对艺术家来说，有着太多憧憬和梦想。”

　　1997年，卖掉了一批画后，吴以强背着帐篷和登山包来到了北京。

　　十几年来，他以报纸媒介作为基础，同时也延伸到了杂志、宣传单张、经文，他以篡改、撕捏、重构的方式在报纸上进行绘画、构建制作，然后再将报纸所传递的信息能量源以涂抹的方式隐去，最后，将个人的印记悄然植入作品之中。

　　“我希望把纸媒上挤拥的图像和文字世界解放出来，为我们启发新的思考空间。”吴以强向本报记者介绍自己创作的纸媒系列作品时表示，“当代生活中，人们对报纸依然充满奢望，希望它能继续给人们以指引、鼓励、参考、安慰和娱乐。但互联网的出现，更多的人开始转向新的信息技术获取资讯。报纸是否即将退出传播业的江湖尚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一种粉碎报纸的行为却已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开始了。”

　　来到北京十年后，吴以强把家和工作室安在了北京东郊著名“画家村”宋庄的艺术工厂路的一栋灰色砖房里。宋庄小堡村，和所有北方乡村一样，村口的马路旁即是约定俗成的露天集市。不同的是，这里摆满了各式画作和美术书籍，偶有卖五金、服饰、蔬菜的摊位混杂其中。穿过各式风格的工作室和民间美术馆，吴以强的工作室是一个挺大的院子，墙角一隅的花椒树是他专门从老家托运过来的。虽是冬天，但客厅里依然摆放着吴以强喜欢的花花草草。

　　策展人苏丹认为，吴以强的创作可以视为对报纸的一种解放行为，即将这种具有沉重感、严肃感、权威感的纸面恢复到“纸面感”本身。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目的，也是他创作的第一个程序和新的建构活动的基础。

　　过去，丧失新闻价值的报纸依旧可以被开发出多种用途，简易包装、书法练习、裱糊窗户和墙面、燃烧取暖，在物质匮乏、生活优雅度不佳的时代，它甚至还充当过手纸的角色。但粉碎报纸的行为却与众不同，它标志着吴以强针对报纸的一个非常的创造活动的开始。

　　报纸的亲切度是报纸这种传统媒介在未来发展之中需要重点培养的目标，是后现代文化背景之下的要求，亦是发展策略。吴以强对报纸中出现的权威性口号、流行性话语进行了巧妙的处理，使被改造后的标题呈现出似是而非的意味。有时，改造后的话语恰恰成为对原话有力的否定或怀疑。对纸媒符号的调侃也彻底改变了报纸的气质，事实上，这正是当下在短信、微博和流行歌曲中盛行的主流语言。

　　二十世纪以后，报纸上的广告越来越多，广告收入在报社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产品和广告代言人的形象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报纸版面。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尽管报纸的许多新闻是负面的，许多数字是令人不安的，但所有的广告语言和代言人的形象却无一例外地充满信心、令人羡慕。

　　在自己的作品中，吴以强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来改造这些广告画面，在广告公司对人物美化、修饰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他对画面中出现的商业、文化乃至体育界著名人物也进行了变形处理，将多数人物的面部鼓起、嘴唇收缩，进行了模式化的概括。原本被视为具有重要广告价值的人物个性，在模式化的变形之中基本上被消除了，包括眼神、棱角、面部皱折等等。改造使得人物的成熟、野性、欲望感转变为稚嫩与空洞。

　　新闻是报纸最有价值的内容，但新闻的价值极少会被鲜明地表露出来，在字里行间阅读和寻找，是获取新闻的唯一途径。报纸最大程度地开发出了文字的力量，这些原本用来传递简单信息的符码在它小小的纸面载体之上，每一天里都创造大量的形象，同时也建构出复杂的人类心理空间。因此，报纸即便已失去了新闻的价值，它依然还有文献和信息的价值。此外，商业性的报纸还可以挖掘大量的图形价值，它们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众多的素材和引导。吴以强对待报纸的态度是改变它的整体结构，扭曲报头、版面、报眼的内容从而“误导”读者。可以这样认为，他的艺术创作行为是在被自己毁坏的图文废墟之上建构新的空间。

　　报纸是一个神秘无比的盒子，打开它，不是满足感的滋长便是失落感的开始。由此我们对报纸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和依赖感，这也是传统上报纸威望确立的基础。吴以强的创作依托于报纸，本身就是一个高妙的策略，在一个传媒载体发生剧变的时代，这样的扭曲、变形，真切地让人体悟到了时代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