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是东汉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市)的一大家族，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曹操生于这个家族。现亳州市南郊有曹操宗族墓地，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3、4公里，为其祖、父辈诸人的墓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这一地区发掘了一批东汉晚期墓葬，出土了丰富的玉器，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用玉制度提供了珍贵翔实的资料。

　　东汉谯郡曹氏家族中始见于史书者是曹节，但仅是“素以仁厚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并无显赫地位。曹氏家族的发迹，是从曹腾开始的。曹腾是曹节的四子，字季兴，以宦者入宫。“安帝时，除黄门从官。顺帝在东宫，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使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及帝即位，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腾在朝为官长达30余年，历事顺、冲、质、桓四帝，深受重用，地位显赫。东汉宦官养子成风，曹腾养子曹嵩，即曹操的父亲，“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后汉书·宦者列传》)东汉宦官常常一人得势，兄弟子侄以至亲友做官者甚多。从曹腾起，曹操宗族中做大官的就多起来了。因此，曹操宗族墓地的形成，大概是从曹腾在世时开始的。

　　目前刊布已发掘的曹操宗族墓地墓葬有6座，其中出土玉器的有4座，现简述如下：

　　1、凤凰台一号墓：位于亳州旧城西南郊外约1公里。墓为砖室结构，全长8.74、宽6.2米，由前室、中室、后室、南双耳室、北双耳室组成。出土有“丁崇”二字的铜印。据考证，该墓为曹操长夫人丁氏家族丁崇之墓。

　　出土玉器：

图一 刚 卯 (凤凰台M1出土)  

　　玉刚卯：2件，白玉质，高约2.2厘米，面1厘米见方。长方形，中有穿孔，可以佩戴。每件分四面，每面有字二行，每行四字，唯第一件第一行是六字，故第一件34字，第二件32字。其文如下：第一件“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命祝融，以教夔龙， 蠖刚瘅，莫我敢当。” 第二件“疾日严卯，帝命夔化，慎玺固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赤疫刚瘅，莫我敢当”。

图二 玉  饰 (凤凰台M1出土)

　　玉饰：1件，白玉质，扁长方体，呈工字形，一端雕出勺形，有一穿，高2.4厘米。

图四 玉 猪 (凤凰台M1出土)

　　玉猪：2件，白玉质，卧式，长9.9、高3.1厘米。

　　2、元宝坑一号墓：元宝坑村紧靠亳州城南的护城河，一号墓位于村内。墓为砖室结构，墓内长13.12、高8.72米，由甬道、前室、北耳室、中室、东耳室、西耳室、后室组成。墓砖铭文中有年号建宁三年(公元170年)，为该墓建成年代。

　　出土玉器：

图五 玉 猪 (元宝坑M1出土)

　　玉猪：1件，白玉，立式，侵蚀严重，长10、高3.5厘米。

　　3、董园村一号墓：董园村在元宝坑村东南约1公里。墓为砖室结构，墓内长13、宽10.4、高3.9米，由墓道、前室、中室、后室和南北两个偏室组成。墓砖铭文中有年号延熹七年(公元164年)，为该墓建成年代。

　　出土玉器：

图三 玉 衣 (董园村M1出土)

　　银缕玉衣1件：玉片大都分散在石棺台周围，出土时面部、脚底尚完整，用银丝十字花编缀。复原后全长1.88米。

　　铜缕玉衣1件：玉片大都分散在后室一带，不少混入盗洞填土中。

图六 玉 猪 (董园村M1出土)

图七 玉 猪 (董园村M1出土)

　　玉猪4件：碧玉的1件，卧式，长11.2、高3厘米。白玉的3件，其中1件跪式，2件卧式，均长10、高3.3厘米。

　　长方条形玉片：3件，碧玉的1件，长5.35、宽1.3、厚0.4厘米。白玉的2件，长2.5、宽1.2、厚0.5厘米。

　　残玉笄1件：白玉，打磨光滑，残长5.5厘米。

　　4、董园村二号墓：距一号墓近百米。墓系石结构，墓内长15.3、宽10.2、高3米，由甬道、石门、前室、中室、后室、南北耳室、东西偏室组成。该墓至少两次被破坏，有火烧现象，玉片也有烧过的痕迹。

　　出土玉器：

　图八 玉 枕 (董园村M2出土)

　　玉枕：1件，枕面圆形，长35、高14厘米。

　　铜缕玉衣残片数百片。

　　5、马园村二号墓：距亳州城约4公里。墓用小砖筑砌，墓内长13.4、宽6.42、残高1.82米，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耳室组成，平面呈亚字形。出土有“曹宪印信”的铜印。

　　6、袁牌坊村二号墓：距亳州城约1公里，介于马园村和董园村之间。墓为砖室结构，墓内长9.68、宽5、残高1.19米，形制与马园村二号墓相同。

　　上述各墓除出土玉器外，还有精致的象牙雕刻品、精美的琥珀珍宝、鎏金车饰、青瓷等等，反映了当时崇丧言孝的厚葬之风。

　　另外，还有十余座发掘的墓葬未见报道，其中的汪张村和菜市村汉墓中出土数件玉猪，西观稼台东汉晚期遗址(传为曹操观察庄稼之处)出土一件条形玉饰。以上资料现存于亳州市博物馆。

　　由于目前考古发掘的东汉墓葬均被盗掘过，墓中出土的玉器比较散乱，种类和数量都不及西汉时期的多，因此东汉玉器的发展、变化及使用情况还不很清晰。特别是东汉晚期的玉器，属于汉代玉器发展的末期，处于向魏晋南北朝玉器转变的重要阶段。从时代上看，当属东汉桓、灵、协和献帝之朝，即公元二世纪中期至三世纪初。曹操宗族墓地出土的玉器正属于这一时期，有些玉器种类亦仅见于此，如玉刚卯、立式和跑式玉猪等，而且出土玉器的墓葬也比较集中，故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与曹操铜缕玉衣大约时代相同、又出土玉器的墓葬还有：河北定县43号汉墓，墓主为中山穆王刘畅夫妇，死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出土玉器有璧、璜、觿、环、玉坠、玉人、剑饰和银缕玉衣片;河北望都二号汉墓，墓主为太原太守刘公，出土玉器有玉猪、玉蝉、窍塞、玉枕和铜缕玉衣片;河南密县后士郭汉墓，墓主为高级官僚，出土玉器有玉猪、玉扣、玉蝉和玉盘;河南洛阳老城环卫站82号汉墓，墓主为贵族，出土有铜缕玉衣;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墓主为东平宪王家族成员，出土玉器有玉猪、玉眼盖和铜缕玉衣片;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墓主为下邳国王族成员，出土玉器有玉猪和铜缕玉衣片。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除河北定县43号汉墓墓主中山穆王刘畅地位较高，出土玉器种类较多外，其余各墓墓主地位与曹操宗族墓地墓主地位相当或略低，出土玉器也大致相同，主要是葬玉，由玉蝉、玉窍塞、玉眼盖、玉猪、玉枕和铜缕玉衣等组成，装饰玉极少。这种组合也符合汉代玉器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汉代玉器的演变来看，自汉武帝之后，用玉制度逐渐完备，而装饰玉趋于简化。所谓用玉制度的完备，是指葬玉制度而言，因为汉代盛行厚葬风气，从皇室贵族到官僚豪强，无不重视丧事。葬玉制度中，最重要的是玉衣的使用。玉衣又称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所使用的殓服。《后汉书·礼仪志下》载：“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考古实际发掘情况与这一记载是基本相符合的，如河北定县43号汉墓墓主中山穆王刘畅夫妇身着银缕玉衣下葬。有学者研究认为董园村一号墓主应是始封列侯(费亭侯)曹腾，因此身着银缕玉衣下葬符合其身份，而董园村二号墓主为曹腾之子、未封侯的大贵人曹嵩，因此只能使用铜缕玉衣。东汉时期，铜缕玉衣的使用是较普遍的，除王侯家族成员外，高级官僚、贵族也在使用。汉代皇帝还常常将玉衣作为赏赐给朝廷重臣。

　　玉猪是汉代常见的一种葬玉，置于死者双手中，即是文献中所说的“握” 。最早的猪形玉握见于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属西汉武帝时期，而猪形玉握的雏形则见于江苏徐州奎山西汉早期墓中。汉代的玉猪一般作卧式，西汉玉猪比较写实，头和尾部没有穿孔，而东汉玉猪仅作形似，头和尾部有穿孔。曹操宗族墓地出土玉猪，除卧式外，还有立式和跑式，这反映出东汉晚期玉猪形象的多样化。玉猪的使用延续时间较长，直到南北朝时期还在使用，文献中也可见到关于用玉猪随葬的记载，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篇》载：“吾当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随，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并需停省”。玉枕也是汉代较常见的葬玉，样式较多，像董园村二号墓出土那种以长条形玉板组成的玉枕，也见于河北望都二号汉墓中，另外还有用整块玉料雕成的玉枕，以及用玉饰镶嵌在铜质或木质的枕上。凤凰台一号墓出土的玉饰，有学者认为是仿当时司南之器(即指南仪器)制作的，取避邪之意，应称司南玉佩。

　　关于刚卯，《汉书·王莽传》引服虔注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尺，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 《后汉书·舆服志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瘅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綔赤丝蕤，瘅綔各如其印质。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泺，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煲既方，庶疫刚泺，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凤凰台一号墓出土的两件刚卯，刻文内容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玉刚卯的传世品和著录较多，而考古出土者仅见于此，十分难得。有学者认为“汉代刚卯是从东周和西周、商的方柱形玉管退化而来的，而商周的方柱形玉管，无疑是从良渚文化的琮形管的直接演化”。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无论是商周时期的方柱形玉管，还是良渚文化的琮形管，从装饰和功用上与汉代刚卯都没有传承的关系，两者仅是形似而已。汉代任何一种玉器的出现，都有很明确的传承和演化关系。如心形玉佩，是从商周时期的玉韘演变来的，西汉早、中期的一些诸侯王墓中，玉韘还常常与心形玉佩同出，西汉中期以后则不见玉韘而主要流行心形玉佩，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十分清楚。然而玉刚卯与商周方柱形玉管之间很难找到这种清晰的传承关系。实际上，刚卯只是印玺一种形式而已。《后汉书·舆服志下》在记述刚卯时一开始就提到“佩双印”，这说明了刚卯与佩印的关系。由于所刻文字较多，印面无法容纳，于是就将印体加长，将字刻在印的四面体上，即成为目前所见的刚卯形状。先秦以来，男子有佩印的习俗。佩印除玉质外，还可用各种金属及骨木角牙等材料制成，故文献中提到刚卯“或用金，或用桃”、“以黑犀，……以象牙”。如果说刚卯的形制是从商周时期的方柱形玉管退化来的，那么就很难解释其他质料的刚卯与方柱形玉管的关系。

　　虽然曹操先人墓葬充斥着浓重的厚葬风气，但曹操本人却坚决反对厚葬，提倡薄葬，体现出他与众不同的人生观和创新勇气。早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就下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曹操临终前还“遗令曰：‘……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认为天下动荡不安，“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祸皆起于“厚葬封树”，并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作终制曰：……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 废除了以玉衣为葬的制度。从考古发掘来看，迄今尚未发现东汉以后的玉衣。曹魏时期的墓葬中，玉器出土很少，如山东东阿县魏东阿王曹植墓中仅出土素面玉璜4件(下葬年代为公元229年);河南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墓中出土1件素面高足玉杯。可见在曹操父子积极推行薄葬措施的影响下，两汉四百余年来形成的葬玉制度逐渐衰落以至最终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