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事件引出的鉴定之惑

　　导语：以个人道德和经验为准绳的专家时代，在当下的文博界显得尤为重要。“谁来鉴定专家”成为收藏圈里的一个尴尬事件，尤其是在全民收藏的今天，各种鱼目混珠之事尽有，当专家遇上了行家，如何去认同鉴定结果。一边是鱼龙混杂的鉴定专家、鉴定机构、各式各样满天飞的鉴定证书，另一边却是让人无奈的监管制度，更是助长了行业中不规范行为的发展。

　　“专家”在更多的意义上被解读为赝品专家，某某院研究员、国家鉴定委员会以及某某省市收藏家协会等等头衔往往成为这些“伪专家“最明显的标志，他们活跃在各种商业鉴定活动中，毫无任何的约束力。而以徐邦达先生为代表的鉴定时代早随着其过世而结束，但是文博界并未出现能够胜过徐邦达先生的鉴定家，这一时代的结束也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伪专家”时代的横行。

　　苏轼《功甫帖》由中国上海藏家刘益谦于2013年9月19日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用800万美元(大约5037万人民币)竞得的苏轼名迹，被三位鉴定专家公开指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从而引发海内外媒体、收藏界、学者和相关机构的广泛讨论。随时刘益谦连续发出了多份声明，三位鉴定专家也撰文进行更为深入的考究。2014年2月刘益谦更是带着《功甫帖》原作进京进行现场的鉴定。但是时至今日，这场持续已达3个月的真伪之争仍无定论，在各方争论和博弈之下，这一作品的真伪和作品背后的纠纷更为扑朔迷离。《功甫帖》事件已从一件书法作品的真伪之争演变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话题。

　　“对于专家，我是特别敬仰和尊敬的，如以徐邦达为首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他们都曾经给收藏者很多的帮助，这其中并不涉及到什么利益的问题，并且是历尽所能的帮助我们做收藏，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功甫帖的事件?”古代书画鉴藏家陆忠是最早一批和上海博物馆以及各位老先生接触的藏家，回忆起当年与鉴定组老先生相处的点滴，手把手的教陆忠学习鉴定的相关知识，陆忠表示这是中国的博物馆界的专家和藏家、行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一个好的现象，但是随着功甫帖的事件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道理和证据的就去推翻前辈的鉴定意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起热闹的风波中，处在风口浪尖的三位专家始终没有公开露面进行说明，但这却留给了同行们一个话柄，也是陆忠在采访中所提到的，“为什么来原作都没有看过，就能撰文上万字进行反驳?“，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对于前辈们的鉴定结果，如何去认同，徐邦达弟子萧平也表示，徐邦达所著的《古书画考辨》中讲到没有见过的东西绝不轻易表态，即使有很多资料证实是真的，没有看到原作，不能妄下断言。这对于一个做鉴定的人来讲，是需要慎之再慎的。“国家鉴定委员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比如启功先生专门看董其昌的画作，刘久庵先生专门看扬州八怪的作品，徐邦达先生对于四王吴恽的作品十分在行，这说明专家并不是万能的“，常年从事书画鉴藏的易苏昊对记者说到。

　　同时易苏昊还谈到一个关于“国字号“鉴定的问题，”国家鉴定委员会有明确的纪律表明，隶属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人不能在媒体上对任何博物馆的东西进行真伪质疑“，而当下的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各种途径，与民间机构或者拍卖公司存在千丝万缕利益关系的成员不在少数，甚至有的专家成为伪作洗白的代言人。在各种类型的商业鉴定活动中，有些鉴定专家会过度介入到这些链条中，就导致了专家鉴定公信力目前正处在历史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