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炳安“正名”下的深圳

　　导言:郭炳安，60年代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广州美术学院，1969年调入深圳，先后工作于宝安(深圳)文化馆、深圳美术馆、深圳画院、关山月美术馆，目击并参与了这些深圳特区主要艺术机构的筹建，作为资深的“老深圳”，从他的口述历史中，我们了解到一段被人误解的历史(理清这段历史将改变我们对深圳早期美术的既定看法)，以及发生在他身边值得记述的有关深圳美术事业的点点滴滴。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通过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若干年后，作为改革开放最耀眼的成果，深圳特区建立前后的发展对比成了显示政策高明的最好注脚，而这一注脚的修饰，也在为突出反差之巨的“新闻效应”下，于人为的解说、媒体的传播中偷换了概念，将深圳的初始状态定义为一个临海的小渔村……“深圳并不是一个渔村”，郭炳安略显无奈的说，“它是从宝安县开始的，很多人都没弄清这段历史”。的确，理清“深圳”与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市”，原“宝安县”与后“宝安县”，以及最终“宝安区”的关系，即便在字面上足以把人搞得晕头转向。

　　就像广州是广东的省会，深圳是当时宝安县的县城区域，当国家出台政策设立经济特区后，采用了深圳这一叫法，并将深圳的范围扩大，南至滨海、西含蛇口，即我们熟悉的****“笔下”那一条带状的区域，俗称“关内”。至于原有的宝安县，依旧保留下来，只不过整体北迁，在现在的宝安区位置，削平了山头，新建了这个县城。随着深圳特区的惊人发展、大量外来人口的汇集，原有狭长的土地面积已经不足以承担城市的合理运转，往南已是香港和大海，朝北、朝西的开拓成为唯一的选择，新建的宝安县再次被“占用”，成为深圳市的一个区：宝安区。

　　至于“渔村”的说法，则起源于深圳的确存在的两个边境渔村——渔民村与渔农村，分别位于如今的罗湖口岸与福田口岸附近，与香港仅一河之隔。“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郭炳安回忆说，“这两个渔村都在边境，那时候有边防证都不能进去。那里是禁区，有部队守着。村里的渔民可以往来于香港与深圳，因为香港依然留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当时的记者把这里说成了深圳……”这种误解不仅存在于国内，甚至是广泛存在于国外的，以至于当法国的一家和平纪念馆向当时身居关山月美术馆的郭炳安征集一对表现深圳过去与现在的对照作品，郭炳安按照旧时的记忆描绘出深圳画院历史公园一带的景观时，他的作品被毅然地拒绝了，因为画面中的旧深圳并不是他们既定观念中的简陋渔村!

　　无论是出于对深圳历史的无知还是有意的选择，我们不能不说“渔村深圳”“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些早年深圳的代名词深深地印在了新一代的人们和不了解其渊源的人们心中，甚至被写入了小学课本，这一在当时作为意识形态培养所的重要场域。而对于那些了解深圳历史的人，则很多出于强烈对比的“草根-英雄”心态，容忍乃至接受了“深圳-渔村”的说法。从而，成就了那个我们一遍遍述说，直到忘记是谎言的著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