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先生

　　郑培凯先生

　　编者按：“当代学术开放讲堂”第四讲将于3月9号(周日)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此次讲堂的主题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将在之前由雷颐先生主讲的第三讲(主题为——“中国近代语境中的后现代与后殖民”)所建构的知识框架的基础上，转换角度，从西方视角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并呈现中国社会内部如何进行历史演变及其与西方殖民影响之间的关系，旨在引发观众对中国近代史的再思考，并在此过程进行新的知识开拓与生成。

　　史景迁研究康熙 第一手材料很重要

　　郑培凯：傅汉思，张充和的先生傅汉思教授，他是在耶鲁教中国古典文学，那个时候史先生也学古典文学。很有意思，因为史先生那个时候能够接触到台湾藏的这些故宫档案，还是因为有贵人相助，就是房兆楹先生他认识的好朋友在故宫。在雾峰其实基本上这些是封存的东西，有一些是打了包在那里，要重建台湾故宫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些故宫博物院里边的这些宫中档案，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对于他研究康熙，能够有第一手的史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史先生这段经历其实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学生，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到台湾台中的雾峰，其实基本上是封存的，他去用的时候人家反正确定他要做的东西，人家把这些御批的朱批，就是红笔批的奏折拿出来给他，他可以看得到，他就可以看到原件，是康熙皇帝亲自批的这些材料。人家问他说这个有没有用啊?他说哪还有什么有用没有用，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了，对于他整个研究项目，他觉得非常幸运，因为时间非常早。他从整个材料看了以后他也了解到康熙皇帝在批这些材料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非常仔细甚至做了一些注脚，一样的材料，所以这个对他整个研究康熙，早期研究康熙非常有用。

　　《改变中国》的书写“历史”

　　郑培凯：我要先讲几句，这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史景迁教授的作品其实是三本，你们只能看到两本，有一本最近已经印了，还没有出来，原因是因为那一本叫做《改变中国》，是讲从利玛窦以来的一些外国顾问，出版局一听说“改变中国”，说这个要审，所以你们就看不到第三本，要到下个礼拜，下个星期才有第三本。《改变中国》是史景迁教授的第二本书，有三本书，这是第二本书。

　　因为写《改变中国》是从利玛窦开始，一直写到俄国专家来，以俄国专家离开为止。这个里头有一个最有意思的是史先生刚刚说这些人可能都带着很有心的好意来想要改变中国，可是他看了以后会觉得有一些是很离谱的，因为就是拿自己想象的好的或者是自己国家的，自己的环境来改变中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有的是失败的，有的可能有一点帮助，可是从把所有这些专家从明末一直到50年代、60年代连起来做一个历史的叙述那就有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了解你这个历史的不同文化的这种接触，所以大概是这样，这个也就造成后来史先生整个的写作，一方面是写中国本地的历史，像《康熙》、《王氏之死》、《张岱》这一线;另外一线史先生写的都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还有一些中国人很早就到欧洲去的一些故事。

　　史先生研究这些外国专家和顾问来到中国，他慢慢地越来越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态度，就是这也不完全是一个历史上只是一个中立的故事，这里面其实还牵扯到一些情感的问题，好像说他们来到中国要送给中国人这么好的礼物，中国人巨然拒绝了，那就生气了。这就造成一种敌对的态度，像《改变中国》这本书里头他大概接触了十个不同国家的这些专家，这里头的反应本身是很有趣的，他后来写的许多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也都跟这些早期他观察的有关，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再重新叙述。

　　那个时代是比较早的时代，像这些朱批御旨很难得的，现在都有各种各样印刷出来的，甚至上英特耐特都可以看得到两岸合作合作的材料，第一手材料现在是很方便了，所以大家研究这方面就容易得多。史先生他早期的时候比较能够接触是他的一个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