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平、史景迁、郑培凯

　　编者按：“当代学术开放讲堂”第四讲将于3月9号(周日)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此次讲堂的主题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将在之前由雷颐先生主讲的第三讲(主题为——“中国近代语境中的后现代与后殖民”)所建构的知识框架的基础上，转换角度，从西方视角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并呈现中国社会内部如何进行历史演变及其与西方殖民影响之间的关系，旨在引发观众对中国近代史的再思考，并在此过程进行新的知识开拓与生成。

　　史景迁与房兆楹先生的独特相处模式

　　郑培凯：安平你讲讲，你讲讲你平常观察到史景迁老师他在做历史写作，你一定有一些很特殊的私密的一些印象，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金安平：其实昨天晚上我跟培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聊这样的事情，我说培凯你让我讲什么?培凯说随便讲什么都可以，我就冒出来说我讲一些我私人对景迁的一些观察，他怎么样写作，他怎么样收集资料，他那个时候，每一段他在收集资料、做研究到最后的写的时候他的心情。

　　在讲这个之前，我先要加两句话：第一句就是关于史先生讲房先生的事情，史先生刚刚提到房先生是他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当然中间隔了差不多有十五年的时间，所以史先生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他跟房先生在那里，他跟房先生学习，经过房先生的指导他才对尤其是对康熙皇帝，对整个宫廷方面的著作他特别有兴趣。

　　我那个时候，十五年以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房先生就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那个时候放先生也是给了我很多方面的指导。所以史先生他在想他论文的题目的时候是经过放先生的指导，我是那个时候写完论文以后，而且写论文整个阶段的时候常常是向房先生请教的，后来我们在一起了以后，当然会分享我们各种不同的，我们两个跟房先生的接触，在哪一方面很相同，有什么样不相同。我就感觉房先生对我一直是非常慈祥的那么一个人，他帮我改我的论文的时候改得非常仔细，而且从还不会伤害我就是伤我的自尊心，史先生说房先生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可是指出来他一些错误的时候他也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我们两个中间的不同大概是因为怎么样，有一天我记得我跟房先生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的祖父那个时候在四十年代，抗战以后在北大教书，他说你的祖父是谁啊?我说是金毓黻，房先生马上就说，我那个时候在燕京大学上学的时候，我常常去北大去听金毓黻他上的课，我觉得我跟史先生中间有这个缘分，跟房先生也有这个缘分，到最后的时候，都放在一起，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在那里。所以我想补充这一点。

　　还有一点是史先生跟我讲他在看康熙奏折的时候，康熙的朱批，为什么史先生跟康熙有特别的那种共鸣的关系?因为史先生说他也是成人的时候才学汉语，读汉字，康熙也是一样的。他在读奏折的时候，看康熙批的，尤其是他批的“秘密”，他那个“蜜”写的是蜂蜜的“蜜”，所以他觉得特别好玩，他们中间有那方面的关系，这是我第二点补充的。

　　史景迁的“狂人状态”

　　金安平：现在讲我跟史先生，我对他的观察，他写作的时候他的心情。

　　他写作的时候，在研究的过程，他在找资料的过程，在阅读的过程，如果在他的书房里边在看的话，到晚上该吃饭的时候他下来了，他就用英文讲，意思就是眼睛睁得很大，就是非常兴奋，因为他在资料里边找到某些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就是他想要知道的一些认识。可是他写作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他就说他完全不要任何干扰，不要任何任何干扰，电话一响他就非常不高兴，他一般都在自己的书房里边写作，他可以一直写到晚上九点半，饭都做好了，他也不晓得时间，他完全没有时间观念的。他完全进入一种怎么形容?狂人的状态。所以这一点非常不同。

　　金安平的独特教学方式

　　金安平：再讲最后一个我们这个题目，在西方，当然写中国历史我有一些感慨，其实怎么样教中国历史?我有一些想法和感慨，因为我教的是先秦诸子，我觉得比教晚明的历史或者清代的历史更加困难，教学生《论语》甚至于教中国学生都很困难，可是教《孟子》说不定稍微比较容易一点，我自己最欣赏的是庄子跟荀子，虽然我最近写的东西差不多都是跟《论语》有关系的，但是最喜欢的是庄子和荀子，我想在教的方面怎么教学生，对《论语》有兴趣呢?尤其是对庄子、荀子有兴趣呢?

　　我觉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我觉得在阅读这个方面如何阅读，你在阅读的时候你要找到这些东西，你在找什么东西?因为我最近在北大也是在教几门课，也是教文献方面的课程，我教北大的这些学生，我一开头就讲主要应该是阅读的一个问题，在阅读的时候怎么样找你看着如果说《论语》第十二、十三跟十四篇的时候，你在找什么东西?用英文讲The Surprises(惊喜)。让你完全料想不到的东西，怎么样找这个，或者是像董仲舒讲的他那种“易学”的方式，其实他那个“易”的方面，就是在那个地方，好象有矛盾在那里的时候，你才会找到一些新解，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在美国长大的，所以非常注意到美国的历史，美国的文学，美国的诗，艾默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人，所以对美国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学我是非常注意的，美国的政治我是非常注意的，到大选的时候我就进了那种疯狂的状态，我是非常积极地对每一个他们中间的论坛等等，我要互相地争论。就是说我会把这一点带进我教书的时候，如果是教《言帖论》的时候，我觉得《言帖论》他们中间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其实跟美国当代的政治方面的争执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美国教学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