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曾经有一座名叫大山庄的破旧村子，它还有一个别名“东村”。

　　北京的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曾经有一座名叫大山庄的破旧村子。在2002 年之前，那里只是由一条肮脏狭窄的土路连在一起的六七十间农舍。很多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没有听说过大山庄这个名字，因此它最终的消失，也没有在京城居民中激起太多的反应。

　　大山庄还有一个别名“东村”，作为东村，在中国实验艺术的历史中，却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东村与中国实验艺术

　　1992年至1994年之间，一群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和音乐人，被大山庄低廉的房租和毗邻北京市区的地理位置所吸引，搬到那里。在那个破败的村庄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而组成了一个前卫艺术的核心群体，开始创作一系列具有高度挑战性的作品，给北京乃至北京之外的中国艺术界带来了直接的冲击。

　　他们采用了大洋彼岸纽约的一个另类艺术空间的名字，将自己的住地命名为“东村”，“东村艺术家”也成为这个艺术家群体的称谓。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实验艺术”更多的是指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实验性。

　　“用"实验艺术"这四个字来概括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和"北京东村"是非常准确的。”曾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展人、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的董冰峰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主要听到的都是中国现代艺术，2000年以后的最近十年，讨论最多的是当代艺术。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有许多非常不一样的创作形象、群体、潮流、画家、艺术家等等，他们给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提供了非常鲜活重要的实验的可能。因此，"实验"两个字可以概括那个时代的艺术主题和艺术气质。”

　　说起“北京东村”于实验艺术的历史，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毛卫东表示：“从1979年以来，中国艺术领域一直在挑战过去官方审美的东西，但是从整个脉络来看，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才有了具有实验探索的20世纪一种东西。” “在"东村"之前所谓的实验或挑战，仍然回到了中国早期的简单记录，就是在"东村"才有了后来推崇的实验精神。”

　　“"东村艺术家"和西方的还不太一样，他们大多数是自发地走到这里。而且"东村艺术家"成分也很复杂，有音乐人，有诗人，有画家，有雕塑家，包括今天活跃在中国乃至国际艺术界的大名字：张洹、左小祖咒、段英梅、马六明、邢丹文、荣荣……这些前卫艺术的核心群体创作出一系列以行为艺术和摄影为形式，具有高度挑战性的艺术作品来表现自己的一种实验态度。”毛卫东说道。

　　诸如《为鱼塘增高水位》《12平方米》《原音》等中国实验艺术的经典作品也都诞生于此。

　　荣荣的东村

　　一双锃光的棕色长筒皮靴、一条腿宽口紧的9分裤、一件里长外短的披风上衣、一头越过腰际的长发，摄影家荣荣的形象符合一切大众对于艺术家的标配。他通过镜头记录了东村的历史，最近出版的《荣荣的东村》为公众揭开了那段尘封了的“东村往事”，也回忆了中国实验艺术的黄金时代。

　　“现在"北京东村"的位置一半是在朝阳公园，一半是在四环外，四环路把东村一分为二。除了路旁的一些树，那里已经完全没有"东村"的痕迹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亲历者荣荣回忆起自己“东村”的岁月。

　　“其实在进入"东村"之前，我也去过一些工作室，但是我看到他们的环境，还有跟他们交流都与我非常有距离。”荣荣告诉记者，“到了"东村"以后我很快就融进去了，觉得感情上是非常近的一种距离。我在"东村"里头找到了我跟它的存在感，我从"东村人"的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我拍摄他们，其实也是在拍摄我自己。”

　　与书名一样，荣荣眼里的东村是他自己独特视角里的“东村”，正如《荣荣的东村》作者巫鸿所言：“不同的当事人对同一事件有着相当不同的记忆和陈述。书写"东村"的目的不是还原历史的超验性和可靠性，而是突出不同参与者讲述这个历史的视角和方式。由于讲述者都是艺术家，他们的叙事本身就是其艺术的一部分。”

　　《荣荣的东村》这个书名已经定义了一个特定的视线和声音。如果有幸，或许我们未来还会看到“张洹的东村”“马六明的东村”或“邢丹文的东村”等，在他们的视角下解读那段中国实验艺术史。

　　“后东村时代”的实验艺术

　　如今，距离荣荣居住的“北京东村”历史也已经有20多年了。20年来，当时和荣荣一起的艺术家们已经散居在世界各地，与“东村”时的创作环境相比，中国的实验艺术也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艺术门类，在时代变化中继续着自己的道路。

　　“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其自身特点，每个人生活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实验艺术比"东村"时期创作条件要宽松很多。”荣荣说，“但是我觉得实验艺术的创作也面临更多的困难。现在回头来看整个中国的行为艺术，包括后期的摄影还有艺术家的一些非常激进的表演等等一系列创作现象中，都能在"北京东村"群体上找到一些样本或案例。”

　　“我不知道现在有哪些艺术创作或者哪些艺术家的方法、观点是跟"北京东村"有关系，或者跟"北京东村"的创作气质有关系。”董冰峰表示，“因为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实验艺术的基础和创作的环境都是非常恶劣的，艺术家要抛去体制内正常的生活，去过动荡又不被理解的生活。但是不管社会物质条件好坏，激进的艺术、批评性的艺术始终存在。”

　　毛卫东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验艺术被关注，一种是因为它的生存状态，一种是指它反体制的态度。“如今创作条件虽然变得更好了，但是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商业的压力，资本的压力，甚至对创作的一种压力。如果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实验艺术需要反体制的话，现在的实验艺术更多的任务是反商业、反资本，从中找到实验艺术独立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