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真伪问题，搞得是风生水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无意加入这场纷争，但这个事件所折射出的有关当下收藏文化的现状及收藏秩序的现实，却是发人深思的。

　　当下收藏文化的乱象丛生，收藏秩序的失控涣散，使这收藏的大时代，就是出不了大收藏家，这是应当引起重视的紧迫问题。

　　收藏是一种物化形态、文化行为与认知方式，其需要考辨鉴定、甄别梳理、赏析评述与探讨感悟等的过程，这离不开深厚的学养、独特的造诣、专业的功力与敏锐的眼光。而这一切最终的指向与可靠的归属，即是学术的支撑，才能具有对藏品宏观的历史考察与流程把握，微观的细节契入与特征确认。因为学术讲究注重的是严谨的实证、科学的分析、系统的阐述、多元的比较和综合的探讨，既有旁征博引的审视，亦有探幽抉微的洞察。如张大千当年以五百两黄金加二十张明代画收得董源的《江堤晚景图》后，因画上无题跋而有些疑惑。于是他从学术支撑入手，请好友谢稚柳作实证性的考证，博学多才的谢翻阅了大量资料，终从赵孟頫的书信中找到了相关的记录。吴湖帆精于笔墨辨析与画史流变，张让董画挂于吴的梅景书屋多日，让吴朝夕观摩，反复比较，作出了让人信服的专业评定。吴不仅作了一首七律诗，还深有感受地跋曰：“悬梅景书屋中若干日，坐卧其下，欣快万状，知北苑之气象浩瀚会松雪之风神，绝世自有渊源也。”一张原本存疑的国宝级名画，终在坚实而充分的学术支撑下，得到了确认。从中也可见张大千对学术的推崇认可与敬畏坚信，凸显的是一种收藏精神的高贵与收藏心态的健全。

　　坦率地讲，如今的学术条件比张大千那个时代要好得多。当下我们的国家级博物馆收藏宏富，精品荟萃，并拥有不少专业的研究人员。大学里开设有文博、考古等相关专业。在硬件上更是拥有了多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高科技的运用解决了以往不少难以确认的难题。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文人环境下，为什么当下收藏界的学术支撑变得如此疲软、如此无奈、如此茫然?乃至有时缺席与抛弃?收藏的良知与觉悟又到哪里去了?

　　正因为我们收藏界自己缺乏乃至不认学术支撑，以至让国外有些收藏公司或文物机构出来说三道四，好像由他们来对中国的文物真伪作最后的拍板。这也难怪是我们自己放弃或不争、不要这个话语权，别人自然要取而代之。当《功甫帖》的纷争兴起后，苏富比明确表示要组织全球顶级博物鉴定专家进行评定，然而当他们拿出这份鉴定报告后，似乎没有全球顶级专家的签名。中国是书法的母国，顶级专家不出在中国?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看来收藏界的某些公案，最终的解决是要特聘外星人了。

　　现在的收藏界，一掷千万亿万的壮举已屡见不鲜，但炫富炒作者有之，敛财骗贷者有之，巧取豪夺者有之，洗钱贿赂者有之，投机赢利者有之，唯独历史责任被视作明日黄花。这种缺失应当讲是相当严峻的。记得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然是收藏重镇的上海，传唱着这样一首竹枝词：“申江好，古玩尽搜探，商鼎周彝酬万镒，唐碑宋帖重千镰，真伪几曾谙。”连民间的说唱都直逼藏界的历史责任。可如今有些收藏者，不论是“大佬级”，还是“土豪级”，似乎对真伪已不感兴趣，他们所要的是其中的商机、过程的吸金与附属的效应。收藏界的不正之风犹如可怕的雾霾，遮蔽了文化的阳光，污染了历史的晴空，玷污了藏界的尊严。

　　收藏尽管常常是个体的行为，但其离不开群体的协作。资格再老、名气再大的收藏家，也不是全才型的“万宝全书”，也都有看走眼的时候，这就需要群体的互补互助与共析共鉴，这也就是收藏界的传统：“佳品共鉴赏，疑义相与析。”当年在上海嵩山路吴湖帆的“梅景书屋”内，聚焦了一批海上一流的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有庞莱臣、周湘云、张大千、张葱玉、沈尹默、谭敬、刘海粟、谢稚柳等，他们相互品画论书、鉴定考证、辨伪存真，成为当时收藏家的领军群体，共同打造了收藏界的辉煌。而如今收藏界这种群体的协作已盛景不再。各自为政、各占山头、各封为王。动辄互相攻击，互相贬低。假学术纷纷登台，以造谣替代考证，以蛊惑替代论辩，目的非为真伪，乃为利益。学术界若对收藏界发捧场之声，则名利双收;若作质疑之论，则遭受粗暴、野蛮的围攻甚至人身攻击和诽谤。许多有良知的学界人士噤若寒蝉，不愿踏入这是非功利之地，任由各种假冒伪劣喧嚣于中国收藏界。

　　在中国收藏之釜底抽走了学术之薪，最终伤害的是整个收藏界的长远发展，并影响到中国收藏界在国际的地位与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