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造假，自古有之。市场盛，则作伪猖。赝品、代笔，不一而足。大名家、行画家，概莫能外。美国著名美术史学者高居翰曾著《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一书，本版择其一小部分，以证赝造之风，古时亦盛且此风难刹。怎么办?

　　时至今日，文化日益昌盛，大众对文化需求益增，许江、杨飞云两位当代名家支招书画打假，无奈之感渗透其中。链接的一系列书画打假事件表明，此乃系统工程，利益藩篱不破，假画市场难绝。

　　——编 者

　　中国文人画中之大宗，以其平浅的主题、含蓄内敛的风格，以及常有的自我表白式题识，与公共艺术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理想说来，它是画家与同时代某些志趣相投者之间的私下交谊。在理想情况下，那的确如此。但这种理想是脆弱的;得到这些绘画表明受画者跟画家关系亲密，这实际上使得需求倍增，远远超出真正能声称具有那种亲密关系的圈子之外;而且这种需求会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类似市场性的交易。这些交易若发生于享有盛誉的文人画家身上，交易双方都不够诚实的现象并不少见：一方面，受画者并非画家真正的至交知己，只不过情愿支付报酬，给人留下如此印象;另一方面，他得到的画家的手迹又经常是他人的代笔，说得更白一点，他得到的往往是一件赝品。

　　当然，问题在于对社会地位高或声誉卓著的画家墨迹的需求，很可能远远超出了他们挥毫泼墨以应所求的能力，或至少是有违他们之所愿。但认为索画者会空手而回则恐怕是又一次低估了中国人找出妥协变通方法的才智。晚近时期一种广泛通行的办法，便是画家简单地增加他出品的数量，而且是借由采用粗放的用笔、较简单的图像，以及更重复性的制作模式。我也曾论证过。此方法之采纳，对近几个世纪中国画整体的质量水平有着负面的影响。而另一种方法，能满足超出画家出品能力之需求的，便是制作赝品，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老练和心灵手巧，超越任何对手。正因文人画不屑于技术性的精工，极其仰赖于高度个人化、易于辨识的画风，因而尤其易于仿效。于是，过分关注画家之手反而促进了伪作的产生。

　　以元初画家钱选为例，他的作品一丝不苟。由均匀幼细的线条和平涂的色彩绘出，被认为体现了与他在宋朝灭亡后忠贞避世同样的纯正心智。新近发现了他的一幅画作，画家在题识中抱怨赝本甚众，于是决定自“出新意” ，采用新的名号题画以“使作伪之人知所愧焉” ，以此将自己的作品与伪作区分开来——至少到模仿者也纷纷转用画家新字号为止，这很可能不会超过一周时间。明中叶画家沈周，其粗笔线条与质朴形象也相对容易模仿。在他有生之年便出现了大量毕肖的赝作。据说他晚年试图购回一些本人较早年的作品。当中便夹杂了赝品。与他同时代的祝允明说：“沈周之片缣朝出，午已见副本，有不十日到处有之，凡十余本者。 ”

　　清初山水画家王翚早年极为擅长模仿古画，以致不道德的苏州书画商人，很可能是在他默许的情况下，在他画作上添加古代名家的题款，假借他们的名义将画出售。至今在许多重要的收藏中仍可见到出自王翚手笔却署古代名家之名的作品。知名画家在有生之年作品便遭到仿冒，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这一现象，即便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能看得到，比如已故画家张大千就是一例，如同王翚那样，他也是位赝作高手，结果自己的作品也遭他人仿冒。比较令人感到讶异的是，为数不少的文字记述表明画家本人默许、甚至参与了这类行为。据说，沈周及其学生文徵明都曾在仿冒他们的画作上题款钤印，以帮助急需金钱接济者，即便赝造者本人也如是对待。他们的理据是卖画者贫困，而买者富有。这与钱选采用新名号以防仿冒者的做法大不相同。文徵明看样子清楚知道他的学生朱朗在出售伪冒自己的画作，据说朱朗有时会为文氏代笔，并请其在画上签名。一则广为人知的故事说：南京一位收藏家差遣仆人带着礼物到朱朗家求购文徵明赝本，仆人却误来到文徵明家，文徵明笑着接过了礼物，说：“我画真征仲(文徵明的字) ，聊当假子郎(朱朗的字)乎? ” (我会为他画一幅真的文徵明;他会把它当成假的朱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