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9日，由广东时代美术馆主办，知名策展人鲍栋策划的“积极空间”项目艺术展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拉开展览序幕。本次展览，以空间分划为呈现方式，通过来自全国各地12个不同的组织机构各自不同的空间展示，共同聚集呈现出关于“空间意识”与“机构体制”之间的联系和探讨。

　　而由策展人鲍栋提出的，关于“积极空间”的主题探讨，则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关于展览的体系中的几个关键词所指涉的内容和含义。它们分别是：积极空间、自我组织、美术馆、以及机构体制/艺术系统。

　　首先关于展览的主题，鲍栋在展览前言中给出的阐述是：“积极空间”最初是一个用来分析建筑外部空间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筑学术语，那些由人为意图框定，并在框架内规划秩序、功能的外部建筑空间被认为是“积极的”，反之，如果一个外部建筑空间缺乏上述规划的，则是“消极的”。空间的积极性可以进一步被理解为空间与人之间关系的自觉性，当人们在某个空间中逐渐形成惯性，以至于空间本身被熟视无睹，这个空间最初的积极性也就逐渐贫弱。

　　展览线索中的另外一个关键词：“自我组织”——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第一次使用是2005年广州三年展中一个叫做“自我组织”的单元，被描述为“一些存在于传统的艺术体制之外的艺术组织、艺术机构、艺术社区”，承担着展示、出版和宣传等艺术生态建设的替代性功能，提供着与外界对话的平台和渠道。然而直到2010年，“自我组织”的概念才真正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关注与讨论，专指2008年以来广泛出现以相对年轻的艺术家为主的群体实践。自我组织的群体实践，可以分为四种形态：艺术群落、艺术小组、独立项目与自主机构。

　　“艺术系统”是艺术在社会交往中建构自我并且确立意义的生态结构，包括批评话语、机制(美术馆、画廊、学院、市场)、艺术家、观众和艺术史等组成。艺术系统是被称做“艺术”的复杂领域潜在的编织者-元作者。(引自《艺术系统与艺术批评》——高士明)在中国，随着美术馆-画廊制度的基本成型，当代艺术系统也逐渐因过度的产业化与中心化而变得固化于封闭，即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内部与外部的丰富公共性。

　　“美术馆”是博物馆的一种，专门负责收集、保存、展览和研究美术作品。博物馆可以是公共或私有，但各类博物馆的区别在于收藏品的所有权。最常见的展示艺术品是油画，但雕塑、装饰艺术、家具，纺织品、服装、素描、粉彩画、水彩画，拼贴画、版画、艺术家的书籍、照片，以及装置艺术也不时被展出。虽然艺术画廊主要提供展示视觉艺术作品的空间，但有时也被用于承办其他艺术活动，例如表演艺术、音乐会或诗歌朗诵会等。现代美术馆可作为协助艺术教育、为艺术家创作活动提供交流、借鉴机会与资料信息的有效手段，故而其功能日趋向专门化和多层次方向发展，成为多功能综合体。

　　在了解了几个关键词之后，那么“积极空间”合格展览中，几个参展的自我组织机构，到底是是怎样通过其各组对于空间的阐述以及对“美术馆”机制的反叛来应对自身对于艺术系统的提问的呢?在这里，【雅昌带你看展览】将邀请4个导览嘉宾，从各自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对“积极空间”的探讨。

　　本期导览嘉宾之一，时代美术馆策展人，“积极空间”研究员：梁建华

　　梁建华：这个展览之所以叫“积极空间”，是策展之前跟鲍栋沟通之后定下来到，主要是想提出一个关于系统空间和对于系统内部的自主反思的现象和关系的问题。在这里，“积极空间”是借用了一个日本建筑师关于公共空间的定义来作为基础的发问点的——空间的“积极”和“消极”，主要意指的，是当我们在一个空间内部生存过久，并且没有参照物的时候，我们对于空间的尺度以及特质是没有自觉性的意识和反思的。这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空间可以被意指为系统或者体制，包括惯有的或者已有的机构体系。那么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画会”、“艺术公社”等等的自我组织机构，则以一种相对对立于既有机构体制的存在而被纳入到整个社会化语境的系统之中。他们的进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给系统重新灌入了一种激活的能量，或者说是给一个新的坐标，因为他们的工作方式跟固有的画廊以及美术馆都不一样。所以说他起到一些像插件一样的作用，重新激活这个系统，让我们对它有知觉，然后开始反思。这个知觉包括我们要了解它的好处和坏处，因为艺术家、策划人跟系统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么，既很依赖它，又要随时保持警惕，因为这个系统所依附的市场机制更加的强大。

　　这个展览是时代美术馆(谐音)第一次把这种自我组织机构纳入到美术馆建制中来。这个设定本身就很有趣。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美术馆就是系统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系统循环比较终端的地方——因为一般美术馆的属性特征都具备有展览和研究收藏的功能，在相对意义上会给作品赋予一个价值的认定。在这种既有的建制基础上，再把这些自我组织机构加进来，实际上本身就是对美术馆这个机构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只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是站在既定的机构本身去批判机构，而这些自我组织空间是用一种自我组织形式来批判我们(当然这个“我们”并不只是指“时代”，而是指“美术馆”这个机制化的建制体系)。而回到时代美术馆本身，在这个展览之中同时需要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是，作为既定的系统机制本身，何以可以去批判这个体制。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时代美术馆最初成立的方式和整个馆的设计及定位，决定了到目前为止还能允许我们有这样的开放性来容纳这样的展览。至于这些自我组织机构进来之后，对美术馆整个团队和以往的工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还未可知，因为这个实验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在整个展期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团队，还有观众逐渐了解这个机构的工作的时候，才能慢慢对比美术馆过往的工作和情况。我很希望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中能有点新的认识。

　　而在完善这个实验的设计过程中，我们最终决定加入一个观察员的制度，试图建立另一个可以平衡的界面——就是请了一些一直有关注这些自我组织机构的朋友，以参与、组织和讨论的形式共同来完整这个项目。因为展览毕竟是静态的，很多问题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一个静态的视觉展示去说清楚的。而这些自我组织机构，他们的工作和展览都是在生活中去展开和实验的，展览这种静态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削弱甚至遏制这些机构的工作，那么观察员的制度就是用来缓和这种削弱同时平衡这些机构的一个工作呈现的。于是这中间就会出现一个线性的活动。这个活动中间，或应对、或反射、或批判、或融合，大家相互都非常的熟悉，故而也都比较直观的在探讨和呈现一些界面化的内容和问题，故而我们也希望说在观察员的这个制度里面能有一个产出。

　　而回到这个展览本身，作为这个展览的观察员及统筹的负责人之一，就我自身的观察和角度，我很难一下子归约每个机构的工作。因为像这样的非盈利的自我组织机构，它有一个很重大的特点，就是针对当地的情况，以一种“艺术家”的角度去予以一种回应。由于每个地方的艺术生态不一样，像广州的情况就导致了像黄边站这样的机构出现，重庆或者武汉就导致了扬子江论坛的出现，所以我觉得很难统一去归约成一个特点。如果一定要归约，可能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插件的问题——他们都有足够的现实感——这些机构组织大部分都在艺术行业里面从事很多年了，当地艺术生态于他们而言都很有现实感，于是在工作中他们很清楚什么是陷井，哪里是想象，哪里真的可以搬动到“艺术”。这中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很微妙的，比如说有时候艺术家缺的不是钱，当然或者他真的也是缺钱，但从他整个工作来说，放远来看，你给他钱有时候不一定有用，这个时候就要靠现实感了。所以应该说，当时在选择与这些艺术机构合作的时候，我们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而不是仅仅从展览本身的呈现去出发。

　　那么呈现也是展览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比较展览是一种视觉效应的东西。所以当时在讨论展览概念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整个展览的视觉建构都考虑进去了。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像这个艺术系统已经趋于一种封闭的状态了——以前八、九十年代的艺术活动它跟社会其他部门联系是很紧的。整个艺术的系统和现代化趋势是一种时代背景下的“整一性”的存在。打个比方，我读书的时候写毕业论文，论文是要拿到中大，跟他们哲学系的同学一起去交流的，这不是在强调我们那时候的论文写的有多好，也不是在强调那个时候的专业性有被这个系统规制得多么严谨，而是说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是很自然的，学科和学科之间并没有被规避和划分。但是这种分界现在明显，从在05、06年之后就越来越明显(虽然也有向跨学科的艺术家，但事实上真的不多，有的也不过是标榜着“艺术”实质上并没有触及艺术的根本性质和问题)。而这些机构的工作方式或多或少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要回到社会生活中里面，也就是说站在一个社会学的角度去看一些问题。比如说观察社，他们就在一个小区里面，是在一个小区的环境氛围中，从自身出发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黄边站也是在一个商铺里面;实验工作坊就不用说了，在胡同里面;扬子江论坛直接在大厦里面，是跟居民是混着的，所以他跟社会的关系是很直接的，他不需要美术馆和媒体、策划人等去帮助他们通过文字展览的过滤一遍呈现给民众，他就在民众旁边么。这种工作方式在某种情况上也就给了美术馆一个问题，该如何去呈现他们的工作?美术馆的展览事实上就是将他们的实验或者说工作以一种系统化的程式去过滤一遍然后再呈现的，那么怎样呈现才能直截了当，才能尽量的更原汁原味些。

　　这里就还原到了一个我们对于展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空间很多，但要怎么展恰当?我们当时想到，既然是这样，那么就把它做成一个街道的概念，并且特地还加了一个地方——中国的街道是没有广场的，那我们希望街道有小“广场”，所以这里面特别设定了资料阅读处，就是共用的阅读空间。还有观察员的那张桌子，我们也把它设置成一个公众的地方。这整一个的展示我们特地邀请了一个空间设计师，帮我们把这个空间重新做了一遍设计。因为参加展览的机构太多了，如果仅仅是将它们并列起来的话，则整个呈示效果会很罗列，而美术馆自身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把这个空间进一步还原做成立体的街道，比较美术馆空间都它的局限性，所以必须要依赖设计师。所以今天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效果是与设计师一起合作共同完成的。

　　本期导览嘉宾之二，观察社创办发起人：翁子健

　　翁子健：观察室是09年成立的，是广州本地的一个艺术空间。开始的时候有4个人，2个人在广州，2个人在香港。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的，实验计划艺术的空间。因为空间就在广州的海珠区，在美术学院附近，所以在地性很强，所以也做了一些很接地气的内容。而今天这个作品，当初鲍栋邀请我们在美术馆这个空间来做一个作品以回应他的主题的时候，我们的思考也很直接——因为我们是在本地，时代美术馆又地处广州，故而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空间在这个展览中还原一个现场，就已经是对这个主题最直接的回应了。但是直接的搬过来会很突兀也会显得太过于积极，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将这个作品做得玩味儿些，以此去反应我们对于机构体系化的一种批判。因为这个展览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组织机构与既定系统之间的一个位置关系的探讨和问题的批判。

　　给予这个考虑，也因为我们本身也特别不想非常认真的做一个作品，所以我们今天的作品也都并不是非常认真的艺术品。你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影响，是艺术家胡向乾的作品，另外一个是香港艺术家王维言的作品。他们两个的作品都是关于观察室的故事，一个是关于观察室的起源，另一个是关于观察室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艺术品的方法来介绍我们这个空间，而我们这个空间本身就是作品。

　　空间中其他的一些小东西，是曾经在我们那里做过展览的艺术家他们提供的。而提供这些东西的前提，就是要规避掉作品的认真性。所以整个作品最终看起来也就比较好玩，加之外面这一小块用来喝啤酒的地方——是我们空间外真实有的一个环境，我将它重建在这里，以来是它是属于我们“观察社”整个构成的一部分，另一个则是因为“啤酒”在这种东西，它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属气质属性就有一种松动不羁的戏谑的味道，很都一种街头的玩味儿感，这种感觉本身也是对于“美术馆”这个意识化形态里的“艺术殿堂”系统的一种内质批判。

　　导览嘉宾之三，北村独立工场发起创办人：魏言

　　魏言：北村独立工场是07年11月底在成都创办的，是一个艺术家自发组织的平台，大家都遵循着和而不同，岔道相逢的原则，在一起做一些实验艺术的展示及活动。七年以来，我们先后跟一些国内的机构，国外的机构都有合作过，包括去年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还有就是澳洲当代艺术基金会，以及最近的澳洲美术馆等等。于是前前后后也都有艺术机构专程到成都来进行过访问和交流，而我们空间本身也收藏了很多北村艺术家的装置作品。总体来讲，北村独立工场的形态就是一个松散的艺术家组织，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原创点。

　　这一次根据鲍栋的策划主题——“积极空间”，顺应他的整个文化逻辑，我们拟定了一个空间主题叫做“衍生”，“衍生”的定义就是我们每一位艺术家根据以前展出过的一件作品，自己的，或者别人的，然后与其原有的作品进行一次重新的对话，以此重新诠释一件作品——以这样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去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一种对话结构。因此这里面所展示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有它原来的一个对应，文献是通过图片的方式呈列在展厅上，这样来形成一个环形的共同积极对话的一个态势，以此来诠释我们这个组织成员对“积极空间”的个人理解。

　　而就整个展览的成立来讲，把这种松散的艺术自组机制放置到“美术馆”这样一个有序的系统当中，他本身就是在构建一种有意识的对话以及介入的关系。我觉得只要有对话，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个“积极空间”，我们实际上是把它引申到一种社会学与艺术家的关系，作品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和文本的关系，从多个渠道都能建立一个“积极空间”的思考。

　　本期导览嘉宾之四，实验工作坊创办人：陈建军

　　实验工作坊是从2010年开始进行一些社会参与性的艺术事件的。它的工作方式可能跟其他的机构不一样——我们没有实体的空间。事实上，实验工作坊的每次工作之前都需要先找一个社会空间作为基础——比如说在马路上看到的那些小杂货铺，或者一些报亭，或者是一些发廊，或者是超市，我们都称之为社会已有的空间，我们都将这种空间作为我们项目的一个基础。比如这次“顶楼之眼”就是选择了从昆山到康乐的这样一个虚拟的路径，从这个顶楼出发，“逛到”广州的小蛮腰。而“康乐”指的是广州塔附件的一个城中村，叫康乐村。在这个作品中，我们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一个空间概念，然后在这里面再搭建一个社会性空间——就是将艺术家纳入进来，各个领域的人也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共同的话语，然后会跟当地的外来务工家庭，不断的对话和合作，之后形成一种产出，以此来构建一个作品。比如说这个装置作品，就是在这个项目的活动过程中合作产出的一件作品，叫“布上遇见”。基本上，实验工作坊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进行工作的。

　　那么在这种工作方式里面，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境去设定不同的操作步骤和程序，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方法论非常具有现场性，在整个结构不变的基础上，会根据不同的情形做不同的反应和产出。比如昨天“顶楼之眼”的讨论，那个现场，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项目中，我们跟广州当地的各个领域的人相识，并通过某种方式使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然后形成了一个公共话语的空间，这就是我们在建构的空间，所以它不是一个实体的空间，但它实际存在，有线索可循并且真正发生着。基本上我们是在用这样一个空间的一种思考方式来回应鲍栋提出的“积极”的状态。有些时候可能是比较直接的回应，还有可能是一个延续性，或者继续的状态来回应。比如说艺术家接下来要干什么，这样也是一种回应，包括我们这个项目可能接下来还要再继续进行下去，它不是一个完结，是说展出了就是结束。

　　而从本次展览的一个主题和提问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工作本身就是对于这个展览的探讨以及批判。在这个展览中，所有的空间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在对“美术馆”这个机制进行一种重新的审视。而实验艺术工作坊，我们的工作是在社会现场中发生，在社会现场中进行创作的，这本身就是对“美术馆”体制的批判，因为我们不需要美术馆，不需要策展人，不需要艺术空间，因为社会本来就是我们作品研究和展示的空间。但是有一点不要忘了，“美术馆”也好，“艺术机构”也好，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个产物，或者说世界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它也是一个社会性的空间，只是这个空间投入如今面临的一个问题——不断的在体制化，或者资本化。于是，当我们从社会现场再回到体制空间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回来。这于是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布展方式上做功夫，并且需要特别全面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在体制化的既定空间中做展示，很容易就会因为惯性的展览化的概念来布置这个现场，比如说很精致化，或者是很视觉。于是，在体制的空间进行改造或者批判的时候，自己要很清楚应该怎样去呈现。所以我们将所有的窗帘去掉，在一个完全透光无遮蔽的环境里来进行这个项目。我们就是希望“顶楼之眼”使来到现场的观众，从以往的站在顶楼上看远处的这种习惯的静默，转变成能够参与公共话语的讨论中，或者一个参与的状态里面去，因为这个场域，这个空间，他们的参与本身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构筑，而他们各自所形成的这种自我的空间状态，也是对于这个项目的一种诠释。

　　这个作品中另外一个构筑的部分是文献。同样在呈现上，我们对于以往的文献也不是仅仅只是展示，而是用一种激活的方式——我觉得文献已经是过去的东西，那么过去的东西如何在展厅里让人们看到，其实是需要把它激活的——我们在黄边这一块区域一个多月的生活经验，发现这个地方的城市化进程的有他自身的经验，我们觉得可以用最早的“带路人”和“巡警计划”，用这个经验来激活他——就是观众看到这个带路人，就会想到这个城市;他们看到这个顶楼之下的这种变迁的现状，同样也会回想起黄边这个地方，以此回想起广州这个城市。这一条线索确立之后，必须要思考的是，回到展厅以后，你要对怎样对这样一个空间进行改造。实验工作坊是一个自我组织机构，那么这个自我建制的空间回到一个已经体制化的系统中来，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空间，它也可以去发生，它也可以营造一个现场，营造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它也是一个平台，只是我们不能被动的回来，要有一个主动的积极的状态，要去思考作品和现场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作品的悬挂以及整个现场的处理上都做了努力。比如说我们昨天的那个讨论项目，它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学术的研讨会，它是我们这样项目下面的一种方法，一种慢慢形成的一种方法，它发生过，有这样一个空间存在性，所以我们保留了这个现场，以及当时的声音和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