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行者影记：林茨纪念展”，和“以实验为名——纪念摄影术诞生175周年摄影展” 即将于2014年4月2日(星期三)下午15：30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作为2014中国美术学院第三届“万象”摄影学术活动的一部分，也是系列学术邀请展的序幕。2014“万象”将以一连串纯粹的学术研究性展览组成，选择以行动来表达对摄影艺术先驱的敬意，以行动展现对艺术的执着、领悟以及梦想。

　　地点：杭州南山路218号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展出时间：2014年4月2日至4月7日9:30—16:30(16:00停止入场)

　　林茨归来

　　2011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张谦(林茨)曾经多次跟我提到的地方——思茅。在景迈山上的布朗族山寨中，我似乎真正感受到一直萦绕在张谦周围的让他既纠结又幸福的“桃花源”情结。而这种感受，在我回到北京后，看到满眼令人不安和焦虑的城市景观时，显得格外强烈。

　　第一次见到张谦应该是在200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的一个讲座上。讲座讲得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却对张谦印象最深，对他的印象深主要是因为发现他身上有股艺术家的气质，人长得也非常帅气。似乎与周围的人有种非常大的差异。但当时我们并没有说话，只是知道了这个人就叫张谦。之后不久，他患上了癌症。

　　2006年8月，刚刚经过术后恢复期的张谦临危受命，接手了几乎被中国摄影界遗忘了的杂志《中国摄影家》，任副主编(主编空缺)。此时的《中国摄影家》杂志已经在没有主编的情况下运转了近两年，整本杂志完全是靠着两个外聘编辑苦苦支撑。内容俗不可耐，杂志社更是经营不善，债台高筑。我跟张谦的第二次见就发生在他的新办公室里。此时的张谦看上去已经没有了两年前的帅气，整个人也消瘦、苍老了许多。但他在说话间却显得神采依旧。很快，我就配合他开始了《中国摄影家》杂志的改版工作。除了杂志我们还会讨论关于摄影的一切话题。他谈到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去探讨摄影等等。可能是由于我们都是美院学画出身，都是在研究生阶段转换专业学习美术史，并对摄影有着共同的兴趣。共同语言较多地原因。没过多久，我们彼此就很熟了。

　　第一次看张谦的照片是在2006年9月，他将一张刻录好作品的光盘交给我，让我带到平遥，并将其转交给正在参加平遥摄影节的李媚。临行前，我满怀好奇的将光盘放在我的电脑中播放。没想到，在我眼前出现的这些照片图像，是那么的质朴、单纯，带有鲜明的人类学影像特质。让我直接联想到庄学本。之后陆续看到他写的三本书《福音谷》、《百褶裙》和《桃花源妇女》，更进一步的理解了他为什么对云南这个地方如此的热爱和迷恋。

　　正当我们对未来和前景充满期待的时候，2006年12月，张谦的旧疾复发，再次住院手术治疗。2007年初，此时的张谦又经过了一次大手术，然而，手术没有成功继而开始了漫长而又痛苦的药物介入治疗。虽然他很少来到单位，但对《中国摄影家》杂志的编辑仍旧是十分关心。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热线联系。至少每天要通两三个电话。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内容调整，甚至是对整个摄影研究所的长远规划，我们无所不谈。他经常鼓励我，同时也对杂志存在的不足提出修改意见。似乎我们的每次谈话都能够让我看到未来的希望。很多时候他会谈的比较兴奋，使我并没感觉到他是个癌症晚期患者。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充满理想的人生情怀。正是由于他给予我的巨大精神支持和文化理想，整本杂志并没有因为他的病倒而垮掉。反而正处在一种上升的势头中。

　　2007年11月，经过一整年的改版，我们在不断反思并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准备将改版工作进一步的深化。希望进一步保持学术杂志的纯粹性。此时的张谦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仍不时到研究院上班，每次半天左右。满怀希望的对摄影研究所的未来勾画着美好蓝图。在经过不断的深思熟虑之后，他正式委托我向院里递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发展构想》的报告。正当准备在2008年大干一场的时候，2007年底，以杂志社经营不善和张谦身体欠佳为由，新所长、新主编正式走马上任。人员调整的通知提前一天得到。在感到突然的同时，更在情感上受到了伤害。于是，没过多久，张谦便提出辞去《中国摄影家》杂志副主编职务，回美研所工作。对《中国摄影家》杂志的改版工作，也在无声无息中结束。

　　离开摄影所之后的张谦，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课题《中国摄影艺术学》的写作上。就是在这个不断跟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张谦完成了40万字的《中国摄影艺术学》一书。这一课题是张谦来摄影所之前就接下的，它隶属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有史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中国艺术科学大系”。我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因为早在他找到王瑞先生合作之前，就曾将书稿发给我看过。2008年11月，书稿最终完成。应该说，这是一部填补国内外摄影理论研究空白的一部论著。看过这本书稿的人都给予了极高评价。三联出版社将此书列为整个“大系”第一批出版图书中的重点，将其优先出版。然而，直到张谦生命的最后，也没有看到这本倾注了他大量心血的著作问世。但是，无论怎样，我都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在他2004年生病之后，或者说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张谦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事情。

　　2009年8月，张谦的病情开始恶化，并住进了医院。9月下旬的一天，当我再次去医院看望张谦，不想这却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记得那天刚进病房，发现张谦正在睡觉，我们也没有打扰他。突然，我们发现他在说梦话，而且说完一句话之后，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笑容是一种会心的笑。大家都喜出望外。感觉他似乎彻底的拜托了疾病带给他的压力与负担，在那片刻间，仿佛有了些许释怀。没过多久，他从睡梦中醒来，看到我，似乎也没有了之前的紧张。此时的他不时会由于药物的刺激而产生幻觉，整个人仿佛处在一种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游走的状态之中。处在虚幻状态的张谦，手在不停的舞动着，好像是在拿着画笔作画一般，是那么的陶醉、那么的幸福，似乎忘却了疾病与痛苦。我为他的改变而感到高兴。10月31日的下午，李媚老师打来电话，跟我说张谦刚刚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张谦的状态非常好，思维逻辑非常清晰。而且，跟她说终于相信有上帝的存在，而且看到了天堂的样子。我跟李老师都替他高兴，并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医院看望张谦，哪怕只是隔着玻璃窗远远的看他几眼。然而，正当我跟李媚老师约好见面，准备去看他的时候，11月4日，那天下午，当李老师见到我的第一时间，将张谦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我的时候。我似乎有些不相信，过了3秒钟之后，才缓慢地从座位上站起身。于是，我们并肩站着，沉默了许久……

　　云南，张谦生前多次游历。2008年，他甚至还在大理购置别墅，准备在此养老。一直以来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如此着迷，也没问过他。2010年8月，我应大理摄影节组委会之邀，第一次来到这个让张谦魂牵梦绕的地方。在这个带有波西米亚气质的地方，终于让我理解到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张谦选择大理作为肉体和精神归宿的契合地。终于发现他之所以为此地着迷的理由。

　　今天，我们将他和他在云南拍摄的照片带回来，不仅是对故人的一种告慰，更是让一颗喜欢漂泊的心回到他的温柔之乡。正如张谦在他的《百褶裙》一书的《引言》中所说：“世界在进步，致富梦、强国梦可以如火如荼地照做下去，但应该永远让想回归的人，能回他们想回的地方去。”似乎多年前张谦的心已经飘到了云南。

　　我为他的归来感到高兴和快慰。他也如愿以偿的在他的 “桃花源”中得到净化，留在了那里，不愿回来。

　　蔡萌

　　2009年11月9日初稿，2011年9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