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同治、光绪以降，词坛名家辈出，出现近代词学上的创作高峰。远在巴蜀之地的赵熙，便是这一时期词坛之佼佼者。

图1、赵熙（1867-1948）

　　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又署雪王龛，四川荣县人。他曾中乡试举人、殿试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等，亦曾参与维新变法。但他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人们知道他的名，基本上源自于他在诗歌和词学上的成就。他曾出版有《香宋诗前集》、《香宋诗钞》、《香宋词》等，近年由巴蜀书社结集出版为《赵熙集》，在学界有一定影响。

　　据说赵熙并不喜填词，他认为：“填词不如作诗，依着词律，逐个字填上去，真是自讨苦吃”。虽然如此，他仍然在1916年至1917年的两年间，写出了足以奠定他在近代词学史上的鸿篇巨制《香宋词》三卷。此后，他便封笔不再作词。于是有人问他：“既然作词了，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他则笑答：“我始终觉得作词不过瘾。有了这百十首词，也可以交代得过去了”，并且还说：“余于词，诚所谓不知而作之者”，正是这种带有“玩票”性质的、被赵熙自认为“自讨苦吃”、“可以交代过去”的填词，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夏敬观(1875—1953)评其词“芬芳悱恻，骚雅之遗，固非詹詹小言也”。有论者甚至认为，在近代词学史上，离开了赵熙是不可想象的。

　　赵熙在诗歌创作方面也与词学并驾齐驱，获得殊誉。钱仲联(1908-2003)评其诗“音节苍凉，意味渊永，千锤百炼，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蜀中诗人，刘裴村后一人而也”。刘裴村即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等。他在近代诗歌史上也是享有很高的地位。钱仲联将赵熙与之相提并论，足见赵氏在诗歌方面的建树。近代诗评家陈衍谓其诗“清奇浓淡，无不备也”，“语言沈痛，皆从肺腑中迸出，非薄俗轻隽之子所能勉托也”，“沈挚心思，出以深透笔力”，说明赵熙乃性情诗人，且诗歌具有不同风格，并具有深厚的功力，这不是一般的诗人可以得到的评价。

　　关于赵熙在诗歌、词学方面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论，学界人所共知，但他同时在书画上亦颇有造诣，则不是很多人所知道的了。

　　作为一个诗人、词人，赵熙在书画上的成就体现出一个文人的笔墨清趣，是传统文人艺术修养的表现。他的书法，属于典型的学者书风。他早年曾师从乡贤王羲臣治学，而王羲臣之兄王羲东长于颜体书，因此赵熙耳濡目染，其早年书法受颜书影响甚大。他和当时很多书法家一样，几乎都是早期侵淫于贴学，然后转向碑学，遍涉诸碑。近人陈声聪(1897—1987)称其“书法最工，初为贴学，近小欧阳，后泛涉汉魏诸碑，于北魏之张猛龙，尤有入处。故所作峻整栗密，而又气骨森张，近百年间，罕有与并”，揭示其书法渊源及其在书史上的地位。赵熙自己有《论书二首》诗云：“一代经儒古阁修，偶遗笺札见风流。北朝碑版时髦学，尚有闲情仿小欧”;“谁知信本极雍容，险绝书家绍乃翁。试取道因留小影，吴妆窄窄立花丛”，据此亦可看出是赵氏书学之“行动纲领”，是赵氏书学渊源和书风之自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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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赵熙《行书题夏承碑》，纸本，24.5×13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在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行书《题夏承碑》中，我们可以见其书风之一斑。此书结体方折，运笔遒劲，其书体在汉隶与魏碑中回转，并能进能出，形成独特书风。该书书文曰：“洺州一拓赏丰坊，絮絮东沙旧日藏。碑额稍怜遗北海(墨篆九字)，馒头伦笑品南塘(惜不见此本一证)。文通好古清斋似，元祐淘河翠墨香。论定中郎身后不，斜阳古柳赵家庄”，“岳生托题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季冬赵熙”，钤朱文方印“香宋”。《夏承碑》出自洺州，即今河北省永年县，宋代元祐年间，因治河堤而发现，明代书法家丰坊极为推崇，称其书体为古之“芝英体”，故赵氏有“洺州一拓赏丰坊”、“元祐淘河翠墨香”之谓。赵氏其他的书作也大抵如此，平稳沉着，波澜不惊，反映出一个学人兼词人的恬淡与明净心境。

　　在赵熙书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不以书法为目的的简札、笔记之类的小品。这类作品因为无法而至法，不假修饰，体现出作者随意、萧散的小行书风格。所以时人陈声聪(1897—1987)这样评论赵氏此类书作：“先生书札特精且勤，友朋有书必覆。或简短数行，或连篇累牍。文字高古，有六朝人风格。而小行草笔精墨良，疏落有致，每令人爱不释手，得之者珍如拱璧。简札散布人间颇多，有以学问商榷诗词酬唱者，即素未识面，亦未尝不予裁答”，这显示出一个词人的笔墨情怀与艺术涵养。

　　赵熙不以书法擅名而书名反而愈隆。在巴蜀一地，当时人们有“家有赵翁书，斯人才不俗”的谚语，说明乡人对其书法是极为推崇的。笔者亦曾在四川等地见其不少书作，其中不乏赝品，有的甚至是近年新仿之作，说明他的书法在当地受到追捧的程度。陈声聪更有《论近人书绝句》云：“香宋何期早放还，天教看尽蜀中山。谁言巴峡无书种，散朗人思魏晋间”，其中“谁言巴峡无书种”一句典出黄山谷诗注，用此言来说赵氏书法，其分量不言自明。汪佑《山泾草堂诗话》谓赵氏诗“诗境冲淡，绝无锻炼痕迹，为近代所罕见”，笔者以为用来评论他的书法，同样甚为熨贴。

图3、赵熙《山水小品》（选自《赵熙集》）

　　书法之外，赵熙更兼擅绘画。陈声聪《兼于阁诗话》谓其“小幅山水，淡远荒率，是不食人间烟火者”，说明他的画是那种意笔草草，笔简意远的文人小品。赵熙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剩水残山闲点笔，桃花源里示仙都”，昭示出易代之际一个遗老诗人的丹青情趣，以笔墨遣兴，以山水适意，无奈中带着飘逸与洒脱。他在另一首《题画》诗中则说：“夕阳蝉子怨新秋，黄土坡前石涧流。一段行程收入画，记从荣县过资州”，说明他的画也有不少源自写生，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也。

　　现在所见赵熙画作中，大多为笔墨简淡之山水小品。构图简练，气韵荒寒，在空灵与淡远中寄托自己的出尘之想。在他的题为“夷陵东下，江行所经”的山水小品中，可以看出所画山水纯用淡墨，不事渲染、皴擦，但却能将所见之境与所历心境相结合，荒远中带着实景，实景中不乏萧疏。所画之松树、瀑布、山峦、茅屋、小径、溪流、山亭等等，均赋予此情此景。在山景中表达一种“天地此空亭，江声万古听”(赵熙《清音亭》)沧桑之感。

图4、赵熙《经行图》，纸本设色，34.3×18.5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与山水画不同的是，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人物小品》则别具风韵，以简洁之线条勾勒出僧人之背影。僧人手拄杖，脚蹬屐，背微驼，踯躅前行。作者再辅以淡色渲染，颇有一种版画的艺术效果。这种风格，与丰子恺的简笔人物画似有暗合之处。有意思的是，作者没有衬以任何背景，却能直观达意，传递出一种孤寂与幽冷的讯息。也许这正是作为一个晚清遗老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情境中所表现出的普遍心情。该画题名“经术”，显然既是一种佛家用语，也是作者遁世的写照。作者自署曰“菩萨赵熙写，丁卯冬”，钤朱文方印“香宋”。作者自称“菩萨”，寓示其向佛逃禅之心。该画作于1927年，此前的1924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电请其参加，赵氏坚辞谢绝，并作有《得北电纪怀》诗，中有“所忧非我力，斯岂鹤书征。国是多头语，乡居有发僧。可怜天已老，自问客何能”句，表达其不问国事、心灰意冷的归隐之意。此画正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化身，画中人，亦正是作者自己。

　　赵熙的书与画在近代美术史上并未留下浓重的一笔。不是因为他在诗词方面的光芒太盛，减弱了书画的光辉，而是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词人，他只是以书画为余兴，以笔墨达意，在轻描淡写中寄寓文人情愫。从这一点来讲，书画只是赵熙诗词的延伸，是赵氏将无声之诗(画)与有声之画(诗词)有机结合的范例，是现代人久违了的一种传统文人的翰墨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