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卢晓辉邀我欣赏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西安美术学院博士、著名画家张建伟先生的作品，其作品人物花鸟俱精，不无二致地表现为水墨形式。整体风格所体现为“空明洞达、隽永文雅、神采炯逸、意境超拔”。为之感动。

　　水墨的文化精神，是其作品元素的本元。

　　中国画的表现性与西画的再现性不仅仅是形式的区别，更是文化内涵的根本区别。中国画以水墨体现文化表意为作品本元。笔墨并非仅仅是材料的意义，笔墨本身即是作品审美的内容，审美的品质，故而，尽管有色彩融入，但也是持守以墨领色，墨色相融，以色当墨的创作原则。所以，中国画水墨的质感，明暗，情调所反映的“形象”、“骨气”、“立意”都归乎与水墨自身的品质，这不仅是作品的形式区别，更是批评的重复标准之一。

　　从建伟的作品分析，其空明洞达的气息，是由道学“阴阳相生”、“无中生有”、“气生物象”的原理制约着笔墨的黑白分割、抑扬顿挫、疾徐快慢、寓静生动、动中守静的笔墨物象形式。从刚柔相济的气度看，则是由儒学中庸冲和、刚柔相济、经世致用的儒学审美观点作用于物象关系的解构建构。以作品例解：作品《唯有书卷无尽处》(壬辰年，竖轴，136×68cm)惜墨如金，大布白显物象极为空灵，所生物象之人物、山石、竹子、树木枝叶各就势布置，彼此呼应，激活通篇气息空明洞达;上下两石与上部树枝尽管无墨相连，但内、外贵气的气律回旋使人感受到笔断意连，整体关系严谨;两石的浓淡干湿焦施墨层次分明而无断层，与竹子和上部树木布势的发气生动，显示出静动互为因果的气息溢流，恰是如此，此经营布置烘托出了中部人物开卷阅读的形象生动。人物体态庄重，情感肃穆，神志专注，给人以“胸襟虚怀，知识无尽”的哲理感悟。此作，以道之空明理，义寓于布白，从而将无中生有界于人物神志。气生动势激和整体是为作品布置奇巧，文意萌生，表意充盈的本因。

《唯有书卷无尽处》

　　作品《母子情》(丙戊年 竖轴 136×68cm)典型的刚柔相济笔墨气息。无论线性墨情，均守于质润相当，用笔、施墨、赋色，线性极其率真，墨意浓淡相当，干湿相宜，在经意不经意的笔势之中，随性勾描皴擦分解有度。女子裙服，笔法显率，人物表情用笔工中兼写，高度聚焦于人物的面部表情，母亲眯眼慈笑的幸福情感与稚儿的依偎温暖之会，使人油然生发出母性大慈大爱的胸臆是生命驱动力生生不已的永恒诠释。此作，显见的是道学“道法自然”的理念作用于用笔的率真体验。尽管是特写人物，但率真的返璞归意识，浇铸于笔墨形式在多样变化中求统一的原则所持守的用笔方式方法，在他单体人物表现中，都有着个性与共性统一的体现。如作品《高原印象》系列，都是以单体人物表现，但都是以文意的主题所揭示不同，从布白分割的块面，用笔的节律力度，赋色的色度，水分多少等，在解构、建构中区别。故而，其与上述的两个例证具有着异曲同工的不俗、不匠之多种形式表现。

　　应该说，建伟水墨人物的笔墨文化精神寄托于笔墨形式的技法不仅丰富，而且深邃。集中到一点，是他对“道为体，儒为用”的观念作用于人物画线艺术体验的醒悟。即，绘画艺术的表现技法范畴，都是以道学的阴阳相生概念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思维方式作用于笔墨形式变化的所用。如，绘画的黑白、虚实、浓淡、干湿、开合、中侧，倚正、遒拓等等，用笔及经营布置关系的范畴，都是道学“阴阳观”本体理念引申的效应。这是中国画哲学的基础。而对画意不同主题的揭示，则是儒学“中庸”、“冲和”、“经世致用”的“教化”理念，作用于作品表意主题所选择、开拙的区别性。建伟的作品，表现出人物画讲“神志”的原则所体现的宽泛性和深邃性在内在联系上高度统一，在于他的山水笔墨关系品质中，体验了中国画水墨文化的本质规律和法则。

《母子情》

　　线艺术的生动性，是其作品的骨气的支点。

　　当代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说：“中国书画同源，集中表现为线艺术，宋人感喟，‘初结绳时俗已浇’即谓结绳记事之时，就融进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伦理、道德和人格”(《中国北碑派书法集》—文怀沙跋)南齐谢赫将“骨法用笔”列为“六法”第二位。唐代张彦远说：“夫象极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归于用笔。”(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可见，“用笔行线，是中国画的首要元素。线条，不仅仅是用于轮廓造象，而且主要表现质感明暗、节律、情调与画家的个性情感有着必然联系。故而，线条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

　　分析建伟笔墨行的线性线质，表现得极为丰富。粗、细、曲、直、刚、柔、轻、重，千姿百态，显见出他对传统人物画使线技法与他探索理解化“我”用笔积累的丰富经验，成为他个性符号的用笔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特征：

　　一是枯而能润。他的作品，往往给人以既苍劲又腴润的线质气息感受，其因在于“枯笔取气，湿笔取润”的心意对线质、墨情的界度把握。例：辛卯年作品《高原印象》的单体像《藏妇》，人物袍服焦墨枯笔，但皴擦间见散白穿插，点笔破焦浓之墨板结出以活气;而裙帘与袍服下摆在布白中以湿笔淡墨润染，且随势解构的中锋勾线势动情绪呈“润”，破解了袍服枯笔焦墨;而腰间的红色点缀腰带，成为“枯”与“润”之气度的过渡承接;头巾以布白映线，衬托了面部淡墨和眉之焦墨激活了人物表情生动。尤其是眼睛的工笔黑白分割精微，使眼睛神志熠熠发光。背景的淡墨渲染，透视出风动空间与人物体势神志的衬托这使欣赏者联想到高原人在残酷环境中刚烈不屈的奋斗精神!此作可谓“干裂秋风，润合春雨”的佳作。

　　二是刚柔相济。清代画家沈宗骞说：“二美(指刚与柔)能全，固称成德。天姿所赋，不无偏枯。”愚见，沈公之说包含了儒家“中庸”、“冲和”理念对绘画用笔寓有人“德”之义，说明的是画家天性禀赋与修养品质寓寄用笔体验华夏民族刚柔相济文化品质的解读。以壬辰年作品 《拄杖老人》为解，可谓其笔墨功力深厚所体验的“徘徊俯仰，容于风流，刚则铁画，媚则银钩”(欧阳修语)之笔墨气息超拔的境界。老妇体势，下肢裤子以焦浓之墨泼染，上身衣服以大白经营。尤其是人物面部眼神，嘴角的表情，在风动白发的映衬下，透视出苍苍年轮磨砺的自信神志，又恰见于双手劲力拄杖的体势屹立，烘托出老妇精神的刚正不屈。而背景的山体，妙以淡墨湿染，率笔轻勾，黑白相间，气息灵动，寓柔于刚，可会大自然的“山水比德”风情，给人所体悟的是“天人合一”的大化境界。

　　三是有质有润。即建伟作品所体验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质，是他作品表现的客观物象的实质，无论多少线条，所组合的物象具有特定表现的准确性，而非无价值的笔墨游戏。韵，是他线条运动的韵味、韵律、节奏，尽管无声，但使人可会之以音乐旋律的节奏。作品《山中隐士》，刻化一个在崖畔棚下，身边青竹盎然的氛围中，正襟打坐，手执蒲扇，品茶远视山外的人物。从人物所处的环境、蒲扇、茶具的设置，人物服饰以及他远望山外的神情，可会以是个匿身隐士。其为物象之质。棚子的率笔泼墨，岩畔的逸笔草草写环境韵情。工写的劲健的竹竿竹叶由竹子“未出土时便心虚，及至凌云节更高”，喻隐士的高风亮节人格韵情，而人物向山外远眺的神态，又有透视他“经世”心志不甘的韵意。此作，所谓有质有韵，乃诗情画意所寓之故。

　　概而括之，建伟的使线品质，是建立在传统骨法用笔，以游线描与铁线描为基点，依据物象区别整合多种线性，或工或率，或真率相兼应物象求质准确，抽绘对象的神情风貌、性格特征，且突出水墨自身品质施墨融线，随类赋彩，但线条组合元素讲究物象的针对性表现需要，是由有选择有取舍地骨气所用，成就了他对人物线艺术的理解和实践的能动性。还是贯通于施墨赋色，才得以作品气韵生动。

《高原印象》

　　时代情感的充盈，是其作品表意的魂魄。

　　艺术，是一个历史范畴，一切艺术尽管持守着历史传统的基因，但随着时代发展，审美意识不可能墨守成规，其必然是从承前启后、和而不同、存同求异中成为当时代艺术的。这一艺术规律必然影响着当时代的每一个艺术家。问题在于，艺术家们各自依据自己的审美意识和实践方式的选择确定自己的创作取向。

　　建伟的作品，有传统表现题材的借鉴，但其笔墨情调，则是高度集焦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表现。而且，是高度集中于普通生活群体的人物。例如，其“高原风情”系列，大多是通过单个人物的服饰，体势、情感，神志等方面，使其人物的不同个性特征的区别性进行描写刻化，这就使各不相同的人物生活环境和个性人格区别中，透视出不同的性别、年龄、经历、修养、职业的人物表现特征，体验了他作品的共性深邃和个性多样的形式宽泛性。从而，由单独人物的刻化，表现出多样社会生活对人格影响体现的丰富性。他的单独人物表现，有着小中见大，画外之画意趣给人之体味和联想，表现出个性人格和社会规范相统一的特征。因而可以说，他的单体人物作品具有十分宽泛丰富的表现特征。

　　建伟笔下，从水墨经营的气息看，极为空灵，明快，轻松，人物形象鲜活生动。情真意切，线随心态不呆滞，墨从意施不板结，色随墨意媚而不妖，所体验的时代审美观的作用点和作用力十分明确，因而消除了传统人物画枯涩、凝滞、萧瑟、颓废的气息，这是时代社会生活情感积极对于他人格修养向上的感受作用于他笔墨格调选择的必然成因。

　　建伟的作品，通过人物表现切入体现自然环境与人本、人文的时代性意义。其作品，表意视角集中于普通人物群体，社会基层生活环境。通过对普通人物个体、群体的描写刻化，折射出社会大环境的生产、生活环境、方式对不同人物经历、体魄、职业、修养等人格影响的关系，从中揭示时代生活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意识所反映的审美诉求。这种时代审美意识与审美方式对推陈出新的时代性艺术品创新有着启发性的学术 意义。因为，它所聚焦的大多数人的民生和精神的需求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也是艺术家历史使命的表现课题。从这一点看，他的作品形式创新，关键是在于审美意识和审美视角的突破。

《臧女》

　　生活体验与人格修养贯通，是其作品形上背后的根本成因。

　　从建伟的身份看，他是一个学者、教授、学术技术带头人，而从他的作品看，作品题材所表现的对象多是普通人物群体;从笔墨品质看，可透视出他文化底蕴丰厚，审美视角宽泛，人格精神寓仁善，是一个集文人与大众品质合二为一的人格。

　　其一，从其花鸟画与人物画气息、意境表现的元素看，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他的花鸟画，线之质地气息及行势不疾不厉，黑白关系分割清朗，墨色空灵文雅，赋色融黑相宜。从人物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花鸟画的线技术对人物画蓄纳的变笔变势，往往融入人物画的背景，烘托人物，揭示主题相得益彰。作品《秋归图》(癸巳年 竖轴136×68cm)设一少妇牵驴步行道上。毛驴身搭的布袋鼓鼓，少妇面带微笑，步履轻盈，似乎是赶集归来。左上部树木率笔施线自身发气，树叶布以极淡的黄色生动之极，可会秋天之时的收获意解，衬托驴背货物收获与少妇惬意的情志;右下部，一丛竹子，工笔勾描，竿劲叶翠，在习习秋风动摇曳，与上部树叶的气息上下呼应，在大白空间中给人会以极为轻松的愉悦情绪感受。此作，人物与花鸟并存，互为相彰所表现的特定时空中人与自然关系之理溢于言表。此类作品为建伟的形式之一。这种将人物画与花鸟画合二为一经营方式的成功尝试，关键在于他在作品中是以人物引领花鸟，没有喧宾夺主，使读者感到仍然是人物画而非花鸟画。这是大胆的经营形式突破。

《秋归图》

　　其二，“中庸”、“冲和”、刚柔相济的理念寓寄，是其作品雅俗共赏品质表现儒学艺术“教化”审美观点的又一本因。其作品不诳、不怪、不妖，正气凛然，工而不刻，即便粗头乱服，也全在法度之中，文人会之于笔墨文意，大众会之于生活情趣，“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使人体会到雅出之于大俗，俗体现风尚习性的艺术返璞归真之理。可以认为，建伟笔墨品质的正笔、正情、正意的作品形式，当是儒学的浩然正气说浇铸于他笔墨法度之中的正能量流溢之因。

　　其三，生活的体验与修养的通感悟，是建伟艺术境界超拔的根本。在他的作品中，所充斥的文化表意性，显见自然与人文、社会与民生、物质与精神并存互为因果关系的体验，可以透视出他对民族历史、哲学、美学、音乐、词辞等多种元素对他审美意识聚焦和实践方式选择的缘故。正是这一切元素，能够与多层次多群体欣赏者相沟通发生共鸣的成因。这再次说明，生活体验、经历磨砺，修养积累、意识感悟，是艺术家成功的必然因素。故而，古人“人如其文、人如其画”的话语是不谬的。建伟作品多次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和河南省举办的会展中屡获奖励，被许多专业学术报刊刊登、评介，多家媒体予以宣传报道，多家文博、艺术馆及收藏家收藏，这既是对他作品艺术境界的诠释，也是对他人格的肯定。

         (作者：著名书画评论家 国家文物艺术品司法鉴定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河南省美协 、河南省书画院、河南省国画家协会特约评论家文化部黄河书画院理论部主任河南省司法鉴定协会文物艺术品鉴定专业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