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工《发票乃自由之敌人》布面油彩及综合媒材，205×205×40cm，2014年

　　千高原艺术空间新展《何工与我的朋友们》由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在画廊一层展厅呈现的艺术家何工近两年新作个展，另一部分在二、三层展厅，是由艺术家郭文昊、李胤、李勇政、孟瑾+方二、漆澜、唐可、肖克刚、谢正莉等人的作品构成的联展，作品媒介包括绘画、装置、图片、录像等。

　　在“何工与我的朋友们”这个带有愉悦感的主题下，展览试图呈现的是差异，不同代际艺术家之间的差异，不同生活背景、成长经历艺术家之间的差异、不同创作个体之间的差异等等。展览的两个部分将相互呼应，以19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何工为个案参照点，用取样的方式，呈现各个年龄阶段的艺术家各自的创作状态，以及他们与各自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的关系。

　　作为在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何工年少时的经历与今天的年轻艺术家截然不同。现实生活给了他属于那个时代的体会，因此他非常了解艺术之于现实的意义，并几乎思考了关于两者之间的一切关系。因此，他的作品常常用最直观的视觉方式传递着“厚重”的体验。同时，他多年在海外的游学和教育经历，又使他以一种更加抽离的视角，反思自己在中国所面临的现实，以及他作为一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个体存在方式。不仅如此，何工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让他简单地照搬美国式的抽象艺术，而是把抽象表现主义当中的叛逆精神，以及对生命和自由的热情，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并由此支撑着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自身艺术性格的塑造。这样的对立与塑造是充满磨砺与力量的;然而，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细数其中的艰辛，因为对一名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过程在作品中形成了可见的精神力量。

　　实际上，何工一直以深邃的思考，开放的态度，以及不妥协的理想主义方式坚持自己的创作， 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何工近期的作品里，对时代现实和个体存在的思考变得更加内敛，或者说，这种思考已经不再是他的表达内容，而是他表达时的一种背景，这让他的画面在更大层面上获得了新的自由。在今天，对更加年轻的艺术家来说，何工的生活体验和艺术轨迹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复制的参照，因为中国的时代变迁太快，对今天的新一代艺术家来说，何工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只能存在于想像之中。另一方面，何工所选择的面对时代与生活的方式，映照出他内心的强悍与细腻，颓废与危险，或者理想与漂泊。这是他内心的质地，而这种质地与时代无关。这也是他的作品在今天保持着令人羡慕的活力的原因。他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一种宝贵的参照，是因为这种参照是针对内心的，外在的背景只是映射这种心质的一面镜子而已。对更加年轻的，出生于1970或1980年代的艺术家来说，关于如何面对各自所在的时代，面对不同的生活与社会形态，虽然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却需要前所未有的答案。与此同时，何工的回答也还没有结束。

　　因此，在这次展览里，以年代背景为一种特别的线索，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审视和欣赏何工，以及更年轻的艺术家们的创作。千高原艺术空间邀请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出生于70或80年代的艺术家，让他们的作品经历一次值得谈论的相聚。

　　在参加联展的艺术家中，郭文昊作为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明显受到了观念潮流和语言实验的影响。他的绘画以图像化的表现为基础，探索绘画的基本结构与符号语言之间的关系。在参展作品中，“抑制不住愤怒的人”的创作从2009年延续到2014年，在这一过程中，他将绘画元素压缩在很低的范围内。而在他2014年的新作中，形象被完全打碎，作品在抽象表现的自由和语言学的规整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同为19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的李胤一直在平稳的状态中发展自己诗意的绘画手法，他的展出作品延续了对生活中的细腻感受的视觉化表达。“河床上的双子星”是对他的旅游回忆的完整的场景式的表现，这与他过去两年的作品更加接近。而在“球场”和“飞马”这样的作品中，场景的元素被独立出来，以一种接近抽象的姿态呈现，或者说，以一种类似“特写”的方式，发掘更深层次的情感和想象。李勇政出生在1970年代，但他以独特的个人立场，将对哲学的热爱与思考贯穿在作品中，并借助材料与媒介的表现力，尝试将复杂的观念凝聚在简洁的形式中。在他最近的作品“看看”当中，观众的倒影与缓慢浮现的气泡形成一种引发冥思的安静互动，暗示观者去觉察和感知自己的存在方式，并将观众从展览现场拉入另一个心理空间当中。同时，作品的形式也比过去的作品更为简洁，却又区别于极简艺术的物质感。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艺术家孟瑾与方二既是生活的伴侣，也常常合作作品，他们展出的系列作品“每个房间都被点亮”与“别碰我!”体现了对现实的隐晦批判。批判现实的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中随处可见，而他们将实的关注与形式语言的提纯结合在一起，并尝试让作品在美学的框架中模糊自身的批判价值，这实际上是与对政治化的艺术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的。漆澜出生于1970年代，但他独特而深厚的中国文化艺术根基，以及对欧美艺术的深刻了解，让他的作品在现实的理念激荡与高远的文脉传承之间震荡，并呈现出一种游离与复古或新古典主义之外的，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运用。他的绘画运用了多种技法，穿插着对中国和欧洲艺术史的游戏式引用或点评，充满破坏性，但又时刻体现着成熟的美学修养。同为19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唐可，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他并没有选择在作品中表现破坏与延续双向震荡，而是用极平和的方式描绘身边的植物和风景。那些冬瓜或者水果都来自他对自己的微型菜园的长期培育和观察，这让安静的物体也透露出他对自然的延绵情感。同时，他对绘画空间的简洁而准确的表现也让画面轻盈而稳定，让视觉与内心逐渐统一。而年轻一代的谢正莉的创作则在丰富的视觉经验和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充满丰富多变的想法和情绪。她近一年的作品以新方式继续了对绘画视觉结构的探索，在“欲掩之叶”等作品里，她以花朵为题材，将内在的旺盛情感进行了外化，并用独特的绘画技法保证了这种外化的充分性。在“蝴蝶”等作品里，她将自己过去标志性的蝴蝶标本用一种类似绽放的新构图去表现，传递出一种扑面而来的活力。肖克刚作为一位具有多年创作经验的艺术家，也一直游离于主流的试验艺术之外，探索更加传统的表现主义绘画。他的新作品人像回归了最简单的笔触构成，将用笔的表现性降到极低，但同时保留了表现式绘画的笔法结构，这让作品的整体视觉超过了笔触的表现性，成为一种内在状态的显现。人物形象并不具备基本的美感，但却成为一种绘画过程的记录，并留下想象的空间。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能看到具有材料实验性质的作品，也能看到一如既往地在绘画领域不断寻求突破的作品。这些都展示了当代艺术发展的一种新的多元性：在今天，任何材料与媒介都无法再依靠其本身而代表某种立场，它们都只是一种艺术家的个体选择与表达手段而已。信息化的世界消解了很多文化的隔阂，同时，在可选择的信息与参照无限丰富的情况下，个体性格的塑造也面临着空前的无限案例的挑战。在这样的悖论下，年轻艺术家往往背负了更少的时代赋予的包袱，并以一种更加个人化的方式与当代艺术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他们的内心都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在作品中显现出来;与此同时，艺术家也必须变得空前独立与自信，因为艺术的个体化让一切潮流都变得虚假。而年长一些的艺术家在应对这一变化的时候，往往又能在作品的演进中呈现出更丰富的层次和肌理感。

　　参展艺术家漆澜曾经引用过他和一位朋友的对话：“我问一位朋友：‘你是如何看待当代批评家对你的评价的?’他的回答充满了智慧，简练而警策：‘理论家运用历史的方法，或许可以轻松的归纳、概括出一个时代，而艺术家却要在历史的缝隙中安身立命’。” 艺术发展到今天，对任何一位艺术家来说，历史的缝隙变得无限狭窄，狭窄到只能在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或者说，“历史的缝隙”本身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正因为如此，艺术的选择才变得如此丰富，并让我们在这个似乎并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的春天，对未来的故事充满期待。这次展览所呈现的，只是这幅广袤图景中一个闪光的细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