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句话都有它的两面效果，包括真理。

　　“取法乎上”一语，所有搞艺术的人都耳熟能详，奉为圭臬，却不知误了多少苍生。

　　一位朋友给我看他临摹的王羲之《兰亭序》，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所有的细节纤毫毕肖，连破锋、涂改之处都可乱真。然而，最后落款的那一行却又“原形毕露”，行笔结字神采气息跟王羲之八竿子打不到一起，衬在边上显得特别寒窘拘懦。

　　这件事让我琢磨了很久。

　　在书法领域，王羲之王献之无疑是最高的取法对象。对于书家来说，标榜“书学二王”就象在名片上印着自己最满意的头衔，或者修家谱时将祖先上溯到姜太公之类的名人。“取法乎上”这句话本身完全没有错，问题是容易迎合人们的两层心理，其一是坚持认为本人就是第一等的聪明人;其二，既然是聪明人，学东西就应该一步到位，直奔最高层而去。

　　古人言，“右军如龙”、“北海如象”。龙是中国文化里的一种象征性的动物，它的特点是什么?变化莫测，无迹可寻，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龙蛇夭矫不就捕”。象呢，虽然雄健厚重，却毕竟“着了相”，与虎鹿猿兔一般，有其行动上的固定模式。既有模式套路，就有规律可循，有加以掌握的可能。明代大家董其昌在米芾著名的《蜀素帖》后面写了三段跋，其中说到“……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狮子捉象，尚须全力，何况“缚住苍龙”耶?

　　南唐李后主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迈。欧阳修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僒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犷。徐浩得其熟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失于狂。独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

　　以欧虞禇薛之姿性才力，毕生学王，仅能得其一体而各有所失，由此可以反映出王羲之的书法是何等的玄深含蓄。“书圣”之目，可谓实至而名归，其艺术亦如圣人之“阴阳合德,纯粹至善”，所蕴含美感妙理的各个侧面，经过欧虞禇薛们的挖掘与发挥，才得到充分的展露。笔者学书以来，在“二王”系统里，从智永、欧阳询、禇遂良、陆柬之、李北海，直到赵孟頫、董其昌，围着“二王”绕了一大圈，眼下才“磨拳擦掌”，准备下手临摹《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至于《兰亭叙》呢，天下第一行书，“皇冠上的明珠”，谁不垂涎?也曾几度壮起胆子试着临摹，怎奈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不如学智永禇陆这几家能有切实的进益。毕竟学习这件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当然，并不是说王羲之不可学。关键要看个人姿质与学习的阶段。天才或许不乏其人，但对于中人以下，或初学阶段来说，好高骛远，逾级躐等，往往反而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比如一个学拳的人，刚刚拜过师傅，就不愿意练习站桩马步，整天要探讨“内功秘笈”，很难想象他的“内功”能够落到实处。读书也是如此，身边凡有爱好传统文化的年轻朋友，不嫌鄙陋与我交流，我都建议他们先从钱穆等一批近代大师入手，远比第一口就直接啃经典来得扎实。因为婴儿的胃口消化不了牛肉，只能先喝牛奶。

　　孔子自言，“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了七十岁“随行所欲不逾矩”。孟子云：“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随行所欲不逾矩”乃圣人学行之最高境界，当然值得向往，然而却不是人人可以仿效的。但凡学习，总是要老老实实地“从规矩入”，才有可能最终“从规矩出”，实现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

　　艺术的学习也不能例外。所谓“善行无辙迹”，“羚羊挂角，无踪可寻”，都是对高境界的描述。然而初学者要想跨进艺术的门坎，恰恰是需要寻其踪，顺其辙，从“规矩”、“法度”开始探讨，而不是“一超直入如来地”的。

　　拿绘画来说，元人的笔墨无疑是高妙的，所谓“如燕舞飞花，揣摩不得”。“元四家”之一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被誉为“画中兰亭”，前人形容他的用笔“如老将用兵，不立队伍，而颐指气使，无不如意”，这个比喻大概也是“随行所欲不逾矩”的意思。但假如一个学画的人不在基本技法上用功，只是艳羡“老将”“用兵”的风采，也想着“不立队伍”就可以“颐指气使”，很可能非但不能“如意”，每次都要“溃不成军”了。

　　从这个角度看，艺术学习的取法问题，还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不可一味追求“高大上”。那些无迹可寻的至高境界的艺术，应该作为漫长学习过程中不断“揣摩”、领悟的对象，却未必适合直接拿来做下手功夫。如果你是第一等的聪明人，那么，“规矩”、“法度”一定困不住你;如果不是，就更应该选择一些法度谨严、规矩明晰的艺术家或范本作为入门阶段的取法对象。

　　否则，容易为“取法乎上”所误，落了个“入宝山而空手回”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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