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界，鲍贤伦是极具风格的一位，他写隶书，钟情秦隶。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细数鲍贤伦艺术生涯的重要时刻，有三件事不得不提：1981年，彼时还在贵州大学求学的鲍贤伦，在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中脱颖而出，这或多或少开启了其日后身居要职的一把“锁”。不过，让他渐入观众视线的，是2006年策划的展览《梦想秦汉》，据鲍贤伦回忆，展览过后，一时间，人人“争说秦隶”，就连其大学老师姜澄清先生看罢作品后，也称“震惊不小”;2008年，鲍贤伦创作了巨幅作品《大同小康》，这件长5米、宽13米的隶书作品创下了他目前的尺幅记录。

　　年近不惑的鲍贤伦，回忆起上述三段往事，却很惜语，“自我评价过去的作品，未免有些自恋。”他说。于是，我们的采访，从他回顾几位恩师开始。

　　从唐隶到秦隶的实践

　　自大学以来，鲍贤伦开始实践隶书，最早吸引他的是唐隶，之后的20年中分别临写了诸如《曹全》、《礼器》、《乙瑛》、《张迁》等汉碑，汉碑中的笔画和形态相较流动的唐隶更含蓄，时常让他“激动不已”。此后的20年中，他读遍了敦煌、居延、武威、马王堆、银雀山、凤凰山等地区的简帛书资料，以碑简相参的方式进行探索，这种实践一直持续至1997年。

　　之后，他不满于仅对汉碑简帛的探索，转攻秦隶。于是，睡虎地、天水、郝家坪、里耶等出土的简牍，成了他这一阶段的研习重点。不少评论家认为，鲍贤伦得以形成鲜明的书法风格，和早年临写汉碑养成的“功力”密切相关。书法家陈振濂先生曾说：“他(鲍贤伦)通过选择、解构、重组这些资料，再运用到自己的创作，这是他从早年在汉碑打下的基础到形成当前风格特征的重要原因。他在隶书在结字和章法的构成上体现了时代的特点，迥然不同于古人，其风格沉厚、宽博、质朴。”

　　鲍贤伦说，之所以尤其关注隶书，不仅由于隶书的丰富资源，还因他怀揣一颗想要超越古人的恒心。他介绍说：“隶书以秦汉为最妙，可惜时间短。不过，清朝人挖掘出摩崖石刻后，用毛笔和宣纸模拟石刻效果，使隶书经历了历史上又一个高峰。直到20世纪，数以万计的秦汉简牍出土后保留了清晰的墨迹，这是古人看不到的东西，历史把机遇给我们了。”

　　钻研秦隶的同时，鲍贤伦的作品风格也产生了丝丝入扣的变化。“秦隶简朴大气，师法秦隶，最主要的是要抑制住波画(捺)，恰恰这是整张作品中最能展现自己表现力的。但我就不要了。所谓入古，就要深深扎入其中。”鲍贤伦说道。“入古”是他钻研的秦隶的方式，他曾在《书法与时代与“我”》一文中提到师法汉碑的矛盾：“隶书的波画很特殊，学的人就不断地在波画上下工夫。他在写波画时，是他最兴奋的时候，是他用力最多的时候。然后你越写越起劲，波画不断被夸张，这时候你离取法的汉碑，距离就颇远了。”

　　2006年，鲍贤伦个展《梦想秦汉》得到了业界的关注。代表作《秦月汉关》体现了他的秦汉之梦，这也是他首次将简牍放得如此之大。他特别提及了“月”字，“‘月’在隶书造型中是特别难写的一个字，它简单又特别。”这份特殊的体验让鲍贤伦和观者都难以忘却，使他收获到不少声音。陈振濂曾说：“他(鲍贤伦)的这批作品摆脱了当前对简帛书表面理解简单模仿的做法，避免了书写性不大、不大气的通病。另外，也建议今后在保持大气磅礴的同事，笔墨之间拉开距离。当然，这是两难的矛盾。”

　　《大同小康》是继《秦月汉关》后的又一力作。这件长5米、宽13米的隶书作品，文字摘自《礼记·礼运》论“大同小康”的一段文字，全文311字。它首次创作于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同一天。回忆起当时的创作过程，陈纬先生在一文中写到：“我们6、7人一起牵纸，黄寿耀的工作最特殊，他要高高地踞坐在一张人字梯上，审视布篇全局，因为纸张过大，需时时提醒鲍先生在书写过程中所顾不及的变化之处。他每写完一行，必须将纸卷起来，然后又展开，才开始写下一行，一张纸要写5行，反复舒卷，纸不堪折腾，破损严重，更打乱了创作的节奏。”据他透露，最后深谙纸性的裱花师傅提出了合理的操作方案，要保密。

　　而鲍贤伦则在《礼记·礼运 “大同”篇巨幅创作题记》中提到，最初构思这件作品，是迫于展厅的一面斜凸出来的墙面，它高5.5米，宽近13米。在看场地时，鲍贤伦就很费心，他写到：“如果忽略它的斜凸，布置几件常规作品也是可以的;如果趁着它的特殊性，做一件大作品，似乎更在情理之中。我的人生态度是不自找麻烦，也不刻意回避‘挑战’。”面对这面墙，他“暗暗激动”。最终，2008年8月9日，《大同小康》成功写了第二遍，并在一个月之后，于宁波美术馆与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