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博内特(Pep Bonet，以下简称裴)，西班牙人，1974 年生于马略卡岛。作为获奖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博内特广泛旅行，并在其中捕捉意义深刻的瞬间，展示这个世界的不平衡。他是AltamarProductions电影制作公司的创始人。

　　博内特最著名的长期拍摄项目是“Faith in Chaos”，反映塞拉利昂战后的情况。他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关于全球艾滋病的纪录工作，已经出版了摄影集并在全球进行了展览。此外，对摇滚乐队“摩托党”的报道也使博内特远近闻名。

　　博内特的作品获得过很多行业奖项。2002 年“Faith in Chaos”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大赛Joop SwartMasterclass奖，同年被《图片新闻》评为“30 位最具潜力摄影师之一”;2003 年在法国佩皮尼昂电影节上被评为柯达年度最佳年轻摄影师;2004 年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获得Luchetta 基金会年度最佳新闻摄影师提名。2005 年博内特获得尤金?史密斯人文摄影;2007 年关于塞拉利昂截肢足球联赛的照片使他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体育类二等奖;2009 年，他以《Forced Identity》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反映的是洪都拉斯的跨性别人群的生活。2013 年，以《Into the Shadows》第三次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媒体类奖，获得该奖的还有莱恩?哈德斯博格和何塞•保蒂斯塔。

　　记：您的从业经历？如何开始摄影？

　　裴：我深受一位荷兰街头摄影师的影响。在阿姆斯特丹，我获得了一台相机，在那里，我学习了一周，如何操作相机。摄影对于我来说，是100%的奉献与热情，而不仅仅是个爱好。

　　乍得的儿童死亡率

　　记：为什么选择非洲作为长期的拍摄地？

　　裴：我曾经着迷于战地摄影画册，那些画册里充满了对人性的拷问。我的第一部作品拍摄于塞拉利昂。这里经历了最惨痛的战争。过去20年里，它被战争和殖民主义所蹂躏。我们有义务去铭记一些事情。我很爱非洲和非洲人，他们有一种原生态的感觉。他们对于我们采取着一种很开放的态度，他们非常相信我们这些摄影师，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可以改变现实。但我觉得这有些不够，还是需要主动的工作，比如让有权利的人看到这些作品才能真正做出改变。

　　我另一部作品是关于儿童死亡率的课题。12年来，我一直在做有关艾滋病的课题。此外，还有一个作品是跟抗逆转药物有关的。对于我来说每一次拍摄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让我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

　　记：NOOR图片社强调严肃的和长期的摄影。这是区别于其它图片社的特征么？

　　裴：Noor 是个family(家庭)。我们有10个人，志同道合，我们经常分享经验。6年前，我们开始一起工作，并且非常愉快。我们也很喜欢做一些长期的调查性的课题，但是市场有所变化，这些专题，你知道，没几个人愿意掏钱。另外，我们拍的很多东西，大家貌似也不怎么感兴趣。比如西班牙，欧洲杂志都是消费主义至上。告诉人们什么该买什么该穿什么音乐好听。对我们的生活空间有所挤压。很难让我们想要讲述的故事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我们成立了Noor图片社。比如童工的问题。我们有10种视角，这是个优势。我们的画廊首先会想着集体去做一个项目。10个人做的总比1个人能做的多。我们也有基金会，还有项目部，还在全世界各地举办工作坊，赞助商是Nikon公司。教育是Noor很重要的一部分，给喜欢的人讲各种知识包括我们的经验，他们会变成很好的故事叙事者。

　　其个人多媒体作品，获得2013年度荷赛短片类一等奖

　　记：多媒体是趋势，您怎么看新闻报道摄影中多媒体的应用。

　　裴：现在很多摄影师也喜欢多媒体。摄影的平台比较匮乏，于是摄影师尝试多媒体的形式讲述故事。但是还是穿插使用照片，用画外音来展示画面的故事。摄影给了空间让观众独自思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但是视频会更好的讲述故事。同时也让摄影有了更多的传播平台，比如电视等等，让更多的人们看到摄影作品。

　　孟加拉国的童工

　　记：如果不愿意发布，资金从何而来？

　　裴：大部分在开始前就获得了资助。比如，《现代奴役制》(Modern slavery)，就获得了国际反对奴役组织的支持，类似的机构他们跟我们目标很一致。媒体并不愿意帮助我们，这让人很痛心。我做这些很花精力，要投入很多时间，但是却不能被大家看到。但是这种现状短期却难以改变。在很多欧洲杂志，内容都是广告公司来写了，都是些华丽的东西。他们的摄影也很华丽，告诉你世界多美好。图片新闻时代，新闻记者也会告诉你有多少问题。这就有一个强烈的竞争。但是因为利益问题，广告公司控制了很多东西。

　　记：欧美有很多基金支持你们的工作？

　　裴：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些基金会、组织、NGO(非政府组织)，它们会给你很多入口、渠道来帮助你完成梦想。入口很重要，没有入口什么都不能做，即使你是全球最好的摄影师。他们和采访对象有直接的接触，你有他们庇护，这让你的工作更加容易。他们的沟通能力很好，预算也比媒体多，新闻沟通宣传推广部门都可以从它们那里获得资助。

　　摩托党摇滚乐队

　　记：您曾拍摄过有关摩托党摇滚乐队？

　　裴：我12岁时，是他们的超级粉丝。2008我和滚石杂志社合作时，我问负责人，你为什么让我干纪实类的影片而不让我拍摇滚乐队。于是，他们同意了，我如愿拍摄了摩托党，我小时候的梦想成真了。我拍摄了全世界最好的摇滚乐队。我超级荣幸和开心。有时候你在做一件事之前会比想象的差，但其实他们比想象的好得多。

　　记：拍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和人？

　　裴：真诚!有些人在台前台后是一不样的，但他们很纯粹很透明，这让我很惊讶。我们合作时他们从来不需要跟我签合同。我展开心扉，我以一个仰慕者的角度拍摄他们，他们也展示真实的一面。我们至今都有保持联络。

　　变性人

　　记：您还拍摄过许多特殊群体，比如非洲的女人小孩、变性人等等。面对他们，按下快门时您是一种什么心理感受？

　　裴：我不是一个客观的摄影师，我喜欢更个人的作品。当我看到不正义的东西，我知道我站在哪里。我没法变得客观。有时候确实是很感人的，即使是一个男子汉也会哭泣。其实我很喜欢让我的作品有情绪。有些时候主人公变成了朋友、甚至家人。我不能无视这些感情。当人们看到你对他们有反应时，身临其境，你的读者也能感受到。我想把我内心的感觉通过作品表达给外界，我也很开心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记：第一次来中国，对中国摄影的理解？

　　裴：我差点来不来了，天坛的影展很赞。Justin jin，我们2012在国际摄影大师班认识的，后来他去了莫斯科，现在可能回到中国了。

　　我不是一个好的研究员，也不是好的记者，我没有紧迫性，我会不断玩味，我相信影像的力量，但是我也写不出好的故事。好的摄影师可以跨越国界，可以把自己放在故事的上一层，看到故事的全貌。我经常冒着风险只身一人去拍摄，需要花时间去了解，于是成为一个主题的专家。但是下一次，我再来的时候，可以带我去你们摄影家协会，我想拜访交流一下。

　　记：好的。

　　记：全民摄影时代，如何体现职业摄影者的专业性？会担心自己的职业朝不保夕么？

　　裴：摄影爱好者只是有相机的人，他们不理解摄影师和记者的责任。摄影不能是一个爱好。爱好者也无法承担由此带来的各种风险，不可能有精力去完成一个完整的主题或完整的故事，那么这样的作品很难成为优秀的摄影作品。

　　但是作为公民摄影，即在特定的场景，没有别的目击者，但刚好有个目击者有手机，或者小相机目睹了没人看到的，他们看到一些没有人能看到的地方。这是值得鼓励的。

　　这有点像有车的人和赛车手。你必须了解你的责任感、职业道德、努力方向、承诺等等。干很多年，还要干得好。当然有些人会突然产生了动力，变成专业的摄影人，并对社会做出贡献。

　　对于我的职业，我不担心这个，我更担心媒体不再愿意发布我们的作品。还有我也很担心整个社会只关心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家庭而不关注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记：网络时代，建立网站能让作品传播得更广，怎么解决版权问题？

　　裴：我自己的网站我欢迎转载。我怕他们被转载讲述不同的故事，不同语境下滥用，没有了上下文，但版权不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毕竟我拍照片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

　　截肢者

　　记：一直从事改变现实的项目，到现在有多大影响？有没有无力感，想放弃？怎样保持信念？

　　裴：很难分析有多少帮助或者改变了现实。除了作品，还需要积极的行动参与，我需要把这些东西给有权力的人，他们能采取一些措施，另外也需要积极地推广。

　　例如，战争后的截肢人，他们在截肢之后仍然热爱足球。我找了一个手机公司为这个项目提供赞助。条件是，如果我用我的作品给他们做广告，他们为截肢者提供球衣，并提供25000欧元的赞助。其实这些也不是我一个人责任，全社会都有责任，因为你们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我的作品，看完也应该采取行动。但在消费主义至上的时代，大部分的人都不那么关注这些人道主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