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的中国建筑变得轻重倒悬：我们谈论得最多的实际上却是占总数极少的一部分，它见证着汹涌的现实却又游离其外。仔细想想，从十多年前的“长城脚下的公社”到今日西藏、云南的新潮建筑，我们已经有太多的精彩作品，落在了人迹罕至的远地。

　　象山中国美术学院校园一期，王澍在这里的营造帮助他赢得了2012年的普利茨克建筑奖。远方人望“山”首先感受到的是起伏的“山脊”，应和着设计者口中的“大的气象”和建筑造型宏阔的转折。如果说建筑所在区位和城市的距离已经是山之“远”意，那么知道它们和宋人画作的关系后，只怕这些连绵的群山感觉上会更加遥远了——建筑师如是说：“有人说从象山校区建筑的屋檐上看到了沈周的长线条，从校园里大尺度的连续控制中能看到夏圭的痕迹……当然，和巨然的层峦叠嶂相比，我还差很多……”

　　象山十年之后，王澍自己检阅了努力的成果。他说：在象山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的两个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差异性”，它和时间性是有关的。他的新作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有很多种愿望、很多种事情最后促成的这样一种结合体”，“差异性”的时间旅行最终抵达了“内部”或“迷城之中”，那是“说点悄悄话”的地方， 一个“有意思的城市”深处偶发的场景。

　　王澍的解说关于中国城市中一种奇特的新风景，它既出乎其“内”又展现“其外”，既亲近，又陌生。“远山”的说道，因此，也许不是无关的诗意，而是当下处境的暗喻——因为新的城市文化除了“有面儿”，还需要一个古老的“背面”，倒过来看，一切豁然开朗。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他在叙说曼哈顿的兴起时，也提到了这种有趣的并置，由超级人工忽然坠落至一派天然：繁复的摩天楼……就像阿尔卑斯的绝壁，那上面时时抛下雪崩，抛向匍匐于脚底的村落和村落的制高点……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都市被比附成一种精心策划出的“自然”，无情商业算计的结果却归结于某种诗意。1904年，出身于曼哈顿的作家已看到了旧文明和新生活嫁接在同一棵通天树上的奇景。怀着一种既喜且惧的心情，他把资本主义文明的钢铁丛林幻想成瑞士的山谷。

　　我们今天所处的中国也无以逃脱这种自我矛盾的想象。

　　山外连“山”，错接的时空产生出某种新意，尤其是近十年以来，向古代艺术取喻成为设计师们的时髦。但无论范宽还是郭熙，昔日画面中的早行人是建筑师不易注意的——他们是谁?他们要到何处去?无论如何，事物的性质将随着“人”身处的位置——远和近，历史与现实——而变化。在艺术领域的幻视制造了臻于极致的“胜景”，但灰扑扑的中国城市和如梦如诗的画境间的转换，则产生了尺度的悖谬和功能上的两难。这种悖谬和两难时时是当代艺术家调侃的对象，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幻境”之所在。

　　现实之“山”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像曼哈顿往上生长的丛林也是它寄身的冰河纪片岩的延伸。包藏着闹哄哄城市的“大块”可以衍生为广义的“环境”问题，它既是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战，也是“我们是谁”“我们要往何处去”的终极哲学命题，在方法论上统合了建筑学、景观设计和城市设计——而建筑师隐喻的“远山”不过是偶发的，某种遥不可及的意境——当然，我们真的完全退缩到“内部”，去谈物质环境之“心”时，未免是坐井观天了，但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的“外边”谈论自己吗?

　　面对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景观，大多数建筑师的双生策略是既居于其上，又潜行其中。遥望应和着近观，对建筑程序的整体检视中也充盈着无数关于“可能生活”的细节实验，或者退隐山林，或者深居闹市;虽然，在今天城市的“人造地形”中还不足以创造出和传统风景抗衡的“自然”，但巨硕的城市街区毕竟不再那么铁板一块了，小尺度(程序)正在慢慢地侵入大尺度(外观)，时间带来的“差异性”也将最终征服想象的群山。

　　——它是另类复杂的“透明性”，也是自内及外的风景。

　　(作者系建筑师、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