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培明的作品在巴黎先贤祠展出

　　在定居法国25年之后，严培明回到中国，在上海和广州做自己在国内的首次个展。哪怕是偶尔经过广东美术馆大厅，那些黑白的大幅肖像也会突然攫住你不经意掠过的目光，就算一时找不到贴切的形容词概括对这些画的感觉，“很不一样”一定是最直接的反应。

　　不少人坐在地上看一部关于严培明的纪录片。它甚至没来得及为法语对白配上中文字幕，但并不妨碍人们看得入神。法国第戎的画室里，严培明着一身油彩斑驳的工作服，配好成桶的颜料。他的画笔看似是为刷墙所备，长柄的一端是一尺见宽的毛刷。他爬上梯子，将长柄的画刷伸进桶中蘸足油彩，几乎是将它砸向大幅的画布，砰砰作响中，抹开粗粝狂暴的笔触。寥寥十数笔，便可见隐约的眉眼、鼻梁，这时他又停手，走到远处一张破沙发坐下，点上一支雪茄，进入未可知的思考。两三天的时间，他便可以完成一幅画。最初的这些笔触在一次次改动里，可能早被层层覆盖，不见一丝踪迹。

　　或许因为指间粗大的雪茄和颈中的金链，严培明被朋友形容作“真正的大佬”，但他的穿着甚至不如一个中学美术教师体面，说话略带口吃显得憨厚朴实，与作画时的“粗暴”判若两人。严培明1960年生于上海闸北区的工人家庭，高中毕业报考上海工艺美校落榜。20岁那年，他投奔身在法国的舅舅，有人拿着他的照片在巴黎接机，他被直接送到一家皮包工厂，立刻开始干活。后来他又到了距巴黎3小时车程的小城第戎，继续打工，数年后他考入第戎美术学院，也不过从全日工变成了周末工。“在第戎美院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严培明这样说。

　　在第戎美院的年头，连教绘画的老师都不搞绘画了，都去做行为和装置。学装置的严培明却一门心思画上了油画，“绘画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绘画的语言太古老，而且大家都懂这个语言，你要是没有自己的特点、语言和想法的话是很难出来。装置是属于观念的东西，狡猾一点都可以做。”“最后怎么样，不是给我画出来了么?”今天说起，他不无得意。现在的严培明亦在母校担任教职，却引“从不去教学生画画”、“学校拿我也没办法”以为荣。他平日埋头创作，每周只一两次到学校食堂吃午饭。学生们这时自然会来找他，一是他请饭，一是可以探讨绘画问题。“画画怎么能教呢?你有想法，怎么都能画出来，想法这东西，跟谁能学来?” 听他调侃起正统学院派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来，更是精彩：“我第一年去，看见他们把个苹果摆在窗台左边画。第二年，苹果摆在中间;第三年还是苹果，摆在右边。”

严培明画的多幅李小龙肖像悬挂在第戎火车站

　　1985年前后，严培明舍弃了彩色，只画黑白或红白的油画。他说是因为“每当你调颜色的时候，总是有个老前辈在你眼前出现”。于是用这样的方式“逃避”跟大艺术家碰面。他大咧咧自嘲：“上海人的小聪明嘛!你跟他们碰面的话，碰面以后又怎么样呢，避免他们的干扰，寻找自己的天地。”

　　1987年，严培明开始画****的巨幅头像，1991年他在法国做第一个个展，尽是这一题材的作品，严培明为这个展览起名叫“通过他的历史，我的故事刚刚开始”。严培明专门为这次展览画了一幅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头像，还不乏顽皮心态地，要把它放在展览的“题头”位置。当然，美术馆最终没让他“得逞”。

　　“要不是为了母亲，我不会办这个展览。”45岁的严培明多少有点怨气，直率得像个孩子，“这个展览，名字是‘献给我父亲’。父亲在一年半以前去世了。我想把父亲从法国象征性地带回来，带到中国。这个展览我想也是为了我母亲办的，我母亲今年刚好70岁，我想在她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儿子在西方的成功，给她高兴一下，用很简单的理由。”

　　严培明笑称这次自己是“爬回来”办展览：“在西方办展览的时候，馆长来谈的话，都是我谈要求什么的，他们是无要求的。现在是我去接受各种条件。另外一般来讲西方的馆长来找你的话，他知道为什么请你，有一个概念，哪一些作品他感兴趣，他对你作品也很了解。中国的馆长请你的时候，他没有想法的，好像只要给你一个住的地方，剩下的事你自己去搞掂了。”

　　展览序言里，严培明的一句话同他的作品一样令人诧异：“我的标准是定在最顶峰的，受全世界公认，(做)在全世界有影响的艺术家。我现在还没有进场踢球，还在坐冷板凳;我的路还没有开始，还在做准备工作。“

　　“世界当代艺术现在还轮不到中国艺术家在大场面里来踢球。中国有哪一个人踢成明星，在哪一个队里面?”在广东美术馆，严培明用反问来解释自己的那段话， “中国的20世纪现代艺术是全部给西方人统治的。从整个文化领域来看，西方人的文化系统是侵略式的，为什么那个可口可乐，为什么那个时装都是以西方人为标准的，中国文化叫春卷文化?”

在第戎的画室里严培明看似一位刷墙工

　　继赵无极、陈箴之后，严培明是第三位作品被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的华裔艺术家。今年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同时有五家欧洲顶级画廊在推介他的作品。这样的情形下，说自己“还在坐冷板凳”似乎是严培明的过谦，但其实他并没有谦虚的习惯。

　　现代艺术的“国际影响”，很大程度的一个衡量，是德国、英国，尤其美国的画廊、博物馆的认可与推崇。“我现在一个电话马上就可以去美国做展览，但是谁做策划，在哪一个博物馆，太不一样了。做了展览还要留下来，不是一个展览就成功的。为什么我现在不急着去，你基础还没好，基础越好后面跑得更快。”可见严培明对自己“受全世界公认”的志向，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沉着的规划。

　　严培明始终保持着规律的，甚至相对隔绝的生活，每天十几小时泡在第戎的工作室里，甚少参加社交活动。在法国的华人艺术家里，他最为欣赏的是黄永石水，因为他低调，“不去搞那些烟火啊，一刹那的东西，不去炫耀自己，也不去跟国内官方的人打交道，认认真真地搞他的艺术。”

　　“你不小心的话一生就全部毁掉了。有的艺术家二十多岁成功，能够保持多久?在中国社会可以吃老本，一个人出名以后可以一直吃一张画;唱一首歌、出一个电影可以吃一辈子。在西方你要是不连续创作，几年没新作品的话一般来讲就呆不下去了，很难很难。”

　　这样理性而专注地创作下去，说不定他真就能走到“最顶峰”呢?

　　“我想会走得到，我自己认为。我看了很多中国的艺术家，看了很多西方的艺术家，我想我很有希望，大概还需要10年吧。”严培明的口气是十足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