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抛开真伪问题不论，《功甫帖》事件反映的实际上是文博界和收藏界由来已久的问题。

　　自从201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单国霖、钟银兰和凌利中公开质疑三个月前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9万美元成交的苏轼《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以来，随着买家刘益谦的多次公开声明，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1.4万余字研究报告和苏富比拍卖行近9000字研究报告的先后出炉，《功甫帖》事件可谓高潮迭起，不断发酵，引起了广泛关注。

　　2014年2月18日，刘益谦带着《功甫帖》原件进京，用多种现代技术设备力证《功甫帖》为真迹，推翻“双钩廓填”的说法。4月16日，上海博物馆再度发布新证，通过剖析鲍淑芳家族与纪晓岚、朱圭、尹秉绶、刘墉、翁方纲、邓石如等人的交往事实，以证明《功甫帖》墨迹本为伪作。抛开真伪问题不论，《功甫帖》事件反映的实际上是文博界和收藏界由来已久的问题。

　　一、专家与行家

　　不少人在谈论《功甫帖》事件时，都倾向于将其视为学术与市场之争。按照这种逻辑，学术与市场似乎是对立的。其实不然。对于艺术品而言，学术与市场并非水火不容。相反，一件艺术品的市场价格高低，已经越来越取决于学术意义上的生产和传播。但在绝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学术往往同体制、机构和专家紧密相连。因此，艺术品鉴定的话语权通常掌握在专家，尤其是权威机构的专家手中。问题是，虽然权威机构的专家并不等同于权威专家，但老百姓和收藏者却常常将其混为一谈。事实上，一位专家的“江湖地位”并不取决于职务和职称，而是通过学术研究与鉴定实践来建构和消解的。在体制外，一些通过长期的交易实践而积累经验、练就眼力的行家，其识真辨伪的能力丝毫不逊于甚至远远超过了某些供职于权威机构的专家。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专家就像工程师，行家如同维修工。工程师也许讲得头头是道，但多纸上谈兵;维修工可能说不出所以然，却是嘴笨手巧。

　　同体制外的行家相比，体制内的专家拥有的最显著优势就是话语权优势。假如质疑苏轼《功甫帖》是伪本的并非供职于享有盛誉的“世界级博物馆”(苏富比拍卖行语)——上海博物馆的专家，那么，该“打假”事件的影响力显然不会如此之大。相比之下，许多行家长期以来都处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如果不是因为一些小概率事件，包括马未都在内的行家可能依然不为世人所知。但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艺术品信息的单向传播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行家纷纷借助博客、微博、微信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甚至还有考证入微的专业分析。在自媒体时代，专家与行家的交锋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着。

　　二、规则与规范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规范无疑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尽管尘埃未定，然而，《功甫帖》事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艺术品交易规则和市场规范的重要案例。很多人都相信，艺术品市场的规范，立法和监管是根本。似乎有了规则，市场就规范了。但事实上，谁来执行规则和如何执行规则比规则本身更为重要。假如政府主管部门硬要抱着规范市场的雄心掺合水深且浑的中国艺术品市场，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谁说了算数?凭什么是他?错了怎么办?如此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规范，规则很重要，但不能只靠规则。市场更重要，主要应该靠市场化的途径来解决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以苏富比拍卖行为例，作为旨在促成交易的中介服务机构，虽然苏富比拍卖行不以鉴定为业，但不可避免地会经常涉及鉴定。根据苏富比拍卖行的业务规则，当其上拍的拍品受到质疑时，苏富比拍卖行有权利要求买家提供经其认可的两位行内公认的独立专业人士的报告，论证有关拍品被视为赝品的理由。然而，苏富比拍卖行无须受该报告的约束，还可自行寻求其他的独立鉴定意见。只有当苏富比拍卖行与买家都一致认定该拍品为赝品时，才能退货并补偿相关鉴定费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富比拍卖行针对质疑所发表的声明始终表示将积极回应，并强调“保留所有法律权利”。虽然该规则显得不尽公平，但退货并没有想象的困难。此外，当市场环境极其恶劣时，拍卖行还可能“用脚投票”：在十几年前，苏富比拍卖行和佳士得拍卖行就曾因为中国书画赝品泛滥、鉴定标准难以把握等原因，相继宣布暂停中国书画拍卖业务。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未必合理的规则照样可以规范市场。因为艺术品市场本身就有一种比外部监管机制更为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

　　三、面子与真相

　　纵观中国艺术品鉴定史，公开认错可谓凤毛麟角。当一位专家或行家被卷入艺术品鉴定之争时，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对于绝大多数专家和行家来说，面子比真相重要得多!因此，一旦认准了最初的答案，就算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旧时的古玩行里，鲜有行家退货之事，因为“丢不起人”，牙打碎了只能往肚子里吞。在当下的文博界，专家间因为鉴定意见分歧而交恶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买家刘益谦参与竞买前为其提供咨询的藏家朱绍良之所以在2014年1月6日发表声明，公开表示“对于向刘益谦提供的竞买咨询，本人保持初始意见。面对纷争四起，刘益谦先生若不堪其扰，放弃《功甫帖》的收藏，本人愿意购藏”，既可以视为面子因素使然，更应该赞为负责任的古风。行家的眼力，正是在“吃药”和“发狠”的过程中练就的。

　　事实上，话语权是把双刃剑。使用不当的话，不仅不能增光添誉，反而可能沦为笑柄。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上海博物馆的三位专家，文博系统的专家大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闷声看热闹，谁都不得罪的心态，鲜有公开表态者，因为他们很清楚卷入这种麻烦事的吃力不讨好后果。倒是很多行家随时跟进，屡屡发声。行家的积极和专家的回避，与其解释为关乎利益的市场与学术之争，不如理解为由来已久的话语权之争。就我的经验判断，争来争去也很难争出共识，争议双方最终很可能各执一词，互不理会，就此收场。虽说学术贵在真诚，但在面子比真相更重要的文博界和收藏界，即使某一方发现自己“打眼”，认错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好在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论。因《功甫帖》的真伪之争所引发的严肃而公开的论证，为艺术品交易中赝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链接：事件回放

　　2013年9月19日，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拍得《功甫帖》。

　　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报道称，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三位专家钟银兰、单国霖和凌利中认为刘益谦拍得的《功甫帖》是伪本。

　　2013年12月22日，“苏富比拍卖行”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真迹，称尚未收到上海博物馆的研究报告。

　　2013年12月23日，刘益谦在“新浪收藏”发表声明，催促上海博物馆尽快公布完整的研究报告;2013年12月26日，刘益谦再次发表声明，对上海博物馆提出了几点质疑。

　　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的两篇研究文章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刊出，认为刘益谦拍得的《功甫帖》是伪作。

　　2014年2月18日，刘益谦带着《功甫帖》原件进京，用多种现代技术设备力证《功甫帖》为真迹，推翻“双钩填墨”的说法。

　　2014年3月28日，刘益谦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大展，《功甫帖》独占一间近80平方米的展厅。

　　2014年4月16日，上海博物馆再度发布新证，通过剖析鲍淑芳家族与纪晓岚、朱圭、尹秉绶、刘墉、翁方纲、邓石如等人的交往事实，以证明《功甫帖》墨迹本为伪作。

　　至此，有关《功甫帖》真伪的论战愈演愈烈。

　　文章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7日第5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