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奋，1943年生，祖籍福建。师承著名金石书画家陈子奋、潘主兰先生。吴先生近二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画创新，首创现代水墨工笔花鸟画，为国内外 画坛所瞩目。他的水墨工笔花鸟画，既有工笔画的细巧精致，又有写意画的灵动明亮。虚实相生，古拙奇倔，画坛名流纷纷报以极高的赞誉，称其“自拓新意成一 格”、“开拓水墨玄机”。吴先生先后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地举办个展。不少作品入典、拍卖，并由美、日、法、英、德、荷、 新及港台地区收藏单位与收藏家所收藏。

　　以工笔入道反复求索

　　吴东奋先生的艺术道路，要从初中毕业后，考取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说起。吴先生回忆道，当时学校聚集了陈子奋先生和潘主兰先生这样的大师，名噪一时。也正是有了这些名师的指点，吴东奋先生才打下了坚实的工笔基础。

　　“陈子奋先生教我画花鸟，以工笔淡彩、白描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在临摹宋代的工笔重彩花鸟画，同时也 到大自然中写生。”这样一画，就是十年，十年间通过不断地磨砺，让他在工笔上日益成熟。同时，他又觉得再这样画下去，千人一面，没有自己的特色，应该寻找 一条新的道路。他开始迷茫、反思，这样画下去，不断与传统类同，与别人类同，自己的路只会越走越窄。为此，吴东奋在1988年重新回到学校――位于杭州的 中国美院，文人画之乡，开始了与之前所学完全不同的文人画学习。对文人画的学习，对工笔画的研究，对整个中国美术史的长期教研，让吴东奋发现了一个突破口 ――“水墨工笔花鸟画”。

　　独创一格的“水墨工笔”

　　谈及吴东奋创新的现代“水墨工笔花鸟画”，当从中国工笔画源头谈起。如果说花鸟在唐代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那么在写意花鸟画还没有成为一个画系 前，花鸟画应是工笔花鸟画的代名词。五代是工笔花鸟画发展的关键性阶段，“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分野，表明处于繁荣势态的五代工笔花鸟已具有了“各言其 志”的特点而趋向风格化发展。或许因为一代君王宋徽宗赵佶的推崇，典雅、细丽、工整的“富贵”一体得以成为工笔花鸟的主导风格，使宋代绚烂的工笔重彩花鸟 画达到了顶峰。由宋入元之后，那些不接纳蒙人统治的画家们不愿再用五彩缤纷的重彩画法去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因而在文人画思想影响下，兴起了追求 笔情墨趣的意笔花鸟画，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普遍欢迎。随之而来，那些专事工整细丽的工笔花鸟画家，也从重彩走向崇尚水墨，这种以墨代色的水墨工笔花鸟也就应 运而生，出现了王渊、陈琳、张守中等有代表性的画家及其《花竹集禽图》、《溪凫图》、《芙蓉鸳鸯图》等代表作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变革没有能够深 入下去，以至于在元代就消失在萌芽之中。

　　吴东奋是一位睿智的思辨者，面对1000多年的中国花鸟绘画史，他认真地梳理、研究与思考过。他看到了古人留下的这段空白，也看到了这一传统延续后 的发展前景。正如他在《中国花鸟画技法》一书中所言：“工笔花鸟从五彩缤纷的色彩开始，发展到元代的水墨工笔花鸟画，即‘墨花墨禽’。其间宋代的工笔重彩 花鸟画，在艺术上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元代水墨工笔花鸟画，由于发展时间短，又缺乏独立表现手法，尚有许多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把文人水墨画的写意精神融进谨严规矩的工笔画法之中，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完的艺术道路，也是历代文人尚未思考过的空间，如今被吴东奋所发现并独有， 使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才情与智慧的超群。如果没有艺术家的远见卓识，不可能发现这一空旷迷人的远古和未来的回环处;如果没有艺术家的雄才胆略，不可能敢于 如此突破传统规范，让水墨走进工笔，把中国花鸟画导引到一个新的境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古 稀之年，更多人追求的是安逸的生活，而吴东奋却毅然而然离开福建到北京。吴先生说，到了北方，自己的画也随着环境有了变化。在南方时，自己的画风就像南方 人一般，小桥流水;而到了北方，画也随北方的气质变得古拙起来。在北京的十年，让他的画作返璞归真，更添一丝意境，把与花鸟的观照、生活的感悟、 生命的萌动幻化为动人的溢彩流霞，为艺术引入了生机。

　　正如柯文辉先生所说的，“东奋的路我认为是 正确的，当然也是艰难的。每一次的自我突破，每一次肌理的更新，每一次线条里含金量的增加，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且可以说是废画不止三千。人生的路，艺 术的路都是艰苦的，可以说是没有路的路，只有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那个很高的层次里面，才能给历史留下自己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