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死，这样活》，不是在讨论生死问题，是在表达一个态度问题。”严培明嘴里夹着一根自己喜欢的雪茄，脖子戴着有“福”字的金项链，鞋子穿的是普通的户外徒步鞋。

　　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的玉河新馆里，严培明指着地上的青砖说到：“来的时候这里都还没有这些，我跟他们讲要老的青砖，他们就想办法帮我到陕西弄来了这些。但这些以后就与我无关了，他们还要装空调，窗户也要换掉。”

　　按照既定的计划，《这样死，这样活》本应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他们只给我三天的时间布展。三天做墙都做不出来，还要涂颜料、布展。那个地方的墙全是些个不规则的形状，像三角或其他什么形状。但这里，翁菱跟我讲这个空间是她可以控制的。”

　　南锣鼓巷南口往西的平安大街玉河一号，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的新址，偌大的四合院展厅为严培明腾出了所有的展厅让他“折腾”。天安时间的掌门人翁菱说，这个展览无论对天安时间还是严培明，都极为重要。从展览敲定到正式开幕，严培明不过用了两个月时间。但为了这个展览的举办，翁菱等了17年。

　　“有时她答应，我不干了;有时我答应了，她不干了;有时我们两个答应了，选择的地方他们的人不干了。”严培明笑着说到。

　　1991年，作品进入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并先后在威尼斯双年展、里昂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等重要国际大展频频露面;2009年，成为第一个在有生之年于卢浮宫举办展览的当代艺术家，并获颁法国荣誉骑士勋章，并在2010年受邀为上海世博会法国馆绘制展出大型公共艺术。

　　水土不服的“外来者”

　　关于展览履历，这位法籍华裔艺术家似乎有足够多的谈资可供炫耀，但在采访中他只是轻描淡的一句带过，显得不以为然，“馆长非常喜欢我的作品。卢浮宫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我抓住了，这种机会只有一次。”严培明表示，他只是用绘画语言表达艺术家的情感，以此来打动观众“就那么简单，我又不用去讨好他们。在法国，政界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画，你认识总统也没用，总统也帮不了你忙，馆长都不会理他们的。”

　　而关于回国办展的经历，这位法籍华裔艺术家则“水土不服”得像个初学的“外来者”。“这个展览是跟翁菱合作，你们对翁菱也很熟悉，我跟翁菱的合作从97年谈到现在，十七年了。这个展览过程当中的起起伏伏，各种无奈、愤怒、抛弃，我把所有的感受全部集中在一起表达。中间那个厅的作品《我跪着》，就是告诉大家，严培明只能跪在他妈妈面前。”严培明说到。

　　在天安时间四合院的中间厅，进门的两端各挂着一张风景，展厅中央的挂着一组三联的黑白自画像《我跪着》，现场酿造的气氛仿佛至少一座庙宇间。这样的布置连严培明自己都觉得有点神秘，“有点儿不买账的感觉，有点儿愤怒、虔诚、悲哀、凄凉，还有其他的。”

　　面对记者的疑惑，严培明提示记者转身到旁边的另一个小展厅，指着开间不大的厅里挂着一组《妈妈-我》的作品，画面的母亲形象专注的拿着扑克牌，桌面上只翻开了一张K，K的形象像极了艺术家严培明自己。

　　严培明告诉记者，“儿子跪在他妈妈面前是裸体的，告诉他们艺术家跪在他妈妈的面前。我想我也不是把自己当成神，就是一个艺术家跪妈妈的面前，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了。我的这种心情，无奈、焦虑、愤怒，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想我要是“跪”就只跪在我母亲面前，我要告诉他们，严培明只跪在妈妈面前。这么多年以来，使我能够跪在那里，就只有我的妈妈，她养育了我。这种心情也很难用语言做解释。”

　　“我的态度就是这个展览，完全能表达我近几年的一种无奈。中国这个大社会，讲话不会往死里讲。比如说我很多展览在两年前就知道具体日期，哪一天开幕，是什么样的展览，我基本都能做到心里有数。而中国的开幕式吃饭，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西方，人家跟你确定好了就不会改变。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他们不知道明年在干嘛，也不需要知道。”

　　在严培明看来，中国式的“打打哈哈”依然让他很不适应。“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讲为什么这么难，我不太能够表达出来，但是你看我的那三张“自画像”会感受到……”严培明顿了顿，“心情比较复杂，可能在国外呆太久了，处理事情的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其实办个展览是可以的，天天会有人在中国请我，但是请我的理由好像都不是我想要的理由。翁菱跟她谈了十多年，这个展览好像也是我唯一在中国的私人空间做的一个展览，除了尤伦斯以外，尤伦斯那次展览我只做了一件作品。”

　　2005年，严培明曾以“献给我父亲”为题分别在上海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举行过国内的第一、二次个展;2009年，又以“童年的风景”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第三次个展。而关于这些过往，严培明显得不太乐意再过多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