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近代历史或美术史的人，对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一定会充满着幻想的激情。

　　一张1933年6月23日由外国图片社发稿的故宫文物南迁的新闻照片引起我的观看兴趣。照片是从午门的西南方向拍摄，可见午门城楼与内金水桥之间的方形广场上排满了南迁装箱的文物，近处有两队六人的劳工正在搬运文物箱，远处城墙下装集文物箱的板车一直排列到金水桥，从这里，紫禁城的国宝将由军警押送至前门火车西站运至上海。

　　按照发稿时间点，当时从故宫先后运出的五批文物早就在5月下旬抵达上海，这张照片显然不仅是作新闻性报道。翻看照片背后的英文发稿文字，写道“在北平受到日本军事侵略的局势下，近五千箱装满铜器、象牙、玉器、瓷器和丝绸的珍宝，在北京紫禁城的广场中等待运往南京。”从历史的角度，南迁文物最早是从北平全部运至上海，到1936年8月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建成后才从上海转运至南京，但很快又在战火的威逼下疏散运至西南大后方。显见，发稿文字中说“等待运往南京”是有误的，这也间接说明了南迁文物在初期的保密性。

　　既然新闻时效性并不占主导，那么这张照片被发稿的重要原因是在视觉上是最能说明1933年北平情势告急、迫切转运故宫文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33年日军进入山海关并攻占热河与长城各边塞要地，直接引起北平城内一片震惊恐慌。担恐重蹈八国联军圆明园遭毁、文物洗劫的厄运，南迁故宫文物成为政治局势紧迫下不得不作的无奈抉择。鲁迅“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一语道出了当时文化人忧心如焚的普遍心理。由此，照片中的午门与内金水桥不仅显示出文物装箱运出故宫时的地理空间，也直接反映出1933年发生在紫禁城内的一场文化巨变，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从此开启。

　　老照片的有趣性在于，它是历史的一个碎片，不同的拍摄者都赋予它被观看的“肉身”，相比绘画它可直接作为史料的视觉证据。我在看这张照片时就疑惑文物箱上的“禾”、“内”是什么意思?“禾”、“内”二字在木箱上的书写顺序和位置是无序的，这说明两个字各有意义，并不组成一个词。查证故宫文物南迁的史料，才恍然知道这种书写形制与一段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及随后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宫殿为单位、按“千字文”编号点查清宫文物的历史有关。当故宫文物在南迁第一站上海点查时，又重新编写“全材宏伟”、“沪上寓公”八字作为新字号替代原字号。“内”是“千字文”之一，对应于故宫的哪个宫殿尚需考证;“禾”字代表“秘书处”的文物，运往上海点查后被换成新字号“公”，箱内的文物主要是瓷器、绸缎、皮件等。由此释疑。

　　2010年故宫神武门展厅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公布了大量故宫文物南迁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及手稿资料，可复见南迁文物前的装箱运输等准备工作，如工人将内阁大库未经整理的档案搬出装箱、将挑选好的瓷器放在垫好的衬纸上包装、军警在场监盘文物的点查装箱等时刻，这恐怕是继1924年陈万里随清室善后委员会查点故宫文物时拍摄的《故宫图录》之后，最为完整反映故宫文物迁移保存状况的历史影像。由此也反映出南迁文物虽然是迫于无奈，整个迁移的历史也是颠簸起伏，但它在仓促南迁过程中是实行着缜密细致的迁移计划的。从1934年赴英伦文物展览、1939年赴苏联文物展览、1946年在蓉城的文物展、1948年在南京与中央博物院的联合展览等的组织策划，可见南迁文物的迁移史也是中国文物第一次以官方途径大规模出国展出与公诸于世的历史，它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为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国际声援，而它在整个中国文化界所引起的震荡和后续影响也是绝无仅有的。

　　通过解读一张老照片，1933年发生在北京紫禁城内的那场政治文化震荡似乎传来了“回响”，满满当当的珍贵瓷器、绸缎、皮件被统一编号装箱排放在午门的广场上，由一排排板车推过金水桥运送至前门火车站南迁。从中我们似乎感触到故宫的声声哀叹与文化人无可奈何的扼腕之情。对于老照片，我认为不能浅尝辄止地将之作为历史考证的视觉材料，回到历史的“原境”、倾听历史的“回声”、找寻历史的“迷失”，最后观看历史的沉重“肉身”，是我研究老照片的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