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以建党、建国“两个百年”为历史方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已然明确。追溯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更具历史感的目标任务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响亮提出。今天，一种打通百年、放眼千年的国家历史观开始呈现眼前，民族国家身份意识逐渐明确，重拾传统，接续精神血脉，热情高涨。

　　体现在社会民间，国学热现象一直延续，读经、拜孔、穿戴汉服者也有之，海外开设孔子学院有之;文化创新的解读有之，复归传统的有之，传统做现代转换的解读亦有之。传统热情的背后，也不乏文化乱炖现象，八方杂说，百家争鸣，热热闹闹之余，需要理清头绪。

　　这就开始让人思考何谓传统文化，我们对传统该有怎样的认识，以及传统与现代处于怎样的关系或者张力之中。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历史地理学者教授葛剑雄进行了专访。

　　我们还处在工业文明适应期

　　什么是传统文化?这首先是一个近现代命题。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以“天崩地裂”形容近代中国的文化境遇——西洋坚船利炮带来了工业文明，中华传统以“中国”与“四夷”为基本单位的天下观整体崩塌。当“中华”从天下中心变成了“万国”之一，“华夏正音”蜕化为“中学”，渐次又有“国故”、“国粹”、“国学”之说，传统文化的命题开始凸显。

　　文化这一路变迁，背后是什么作用?葛剑雄教授认为，文化因应现实而变化，不断发展，推陈出新，而这些都是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结果。譬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与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不单纯是文化上的改弦更张。“天崩地裂”也是如此，这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文化中断、更新由是发生，只是由于这段适应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并未完成，严格来说，我们今天的文化还是处于一个过渡、适应状态。如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模糊主张、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模糊态度，也有此原因。

　　传统服从先进生产力

　　葛剑雄教授是历史地理学者，从异域、中原文明的互动及历史看文化变迁，文化上是生产决定论。该领域的汉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正是从自然地理与生产方式的对应，看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力量消长规律。譬如游牧民族真的攻不下长城?因为长城位于农业与游牧业的地理过渡地带，南北两侧适宜于不同的生产方式，气候迥异，南侵只宜劫掠，不宜长居，也是生产方式决定论。

　　葛剑雄说，历史上一些异族攻下了中原，最后往往被中原文明所同化，其实是游牧生产方式不得不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他论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汉化政策说，政策的结果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其他的皇帝呢?辽朝皇帝曾坚持“捺钵”，金世宗禁止女真人学汉语、穿汉装，满族入关后将边外的“龙兴之地”列为禁区，设置围场，禁止满汉通婚，强制推行满族服饰，而所有这些措施都无疾而终。“到了清朝江河日下之时，关东开放，新军取代绿营，通婚开禁，剪辫合法，还有多少传统能够保得住?两千多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取得过比孝文帝改革后的鲜卑族更好的结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传统文化没有纯粹性

　　葛剑雄的导师谭其骧先生，为历史地理学一代名家，编撰有《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先生尊尊教诲说：“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其实文化也是，譬如葛剑雄教授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胡琴算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

　　葛剑雄师承其师思路，不仅对历史，对文化也持相应主张。他看待传统文化，注重开放、变迁、兼收并蓄的一面，并不对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固定形式耿耿于怀。历代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以今日眼光看待，是国家内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但这只是以今日“中国范围”回看的结果，历史上这曾是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互动，在今天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周边关系。惟其如此，葛剑雄认为，中华文明就是在吸收异域文明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曾有所谓的纯粹性，昨天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而所谓传统，应当看其内核的东西，比如一些基本的人伦、情理，这些是很难变的，至于孔子怎么拜，汉服怎么穿，孝顺父母要不要磕头，这些不重要，而形式都是跟着当前现实需要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