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艺术品解析为纯粹的价格与数字，真是辱没了那些伟大的艺术

　　一件元代书家赵孟頫101字的家书估价5500万，尚未拍卖时，便因“春拍最贵”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在近年所有的天价炒作中，艺术品所能带来的知识与艺术上的享受，从来不是大众所关心的，他们只关心价格。一旦伪作(即使是疑似伪作)被高价拍卖，总能激起媒体与看客无端的恩仇快意。在艺术品二级市场愈来愈为资本操控的今天，增值似乎成了收藏的全部意义。每一件作品都有相应的价格，或者说数字，拥有这些数字，似乎比拥有艺术品更为重要。

　　而在电视媒体举办的林林总总的鉴宝活动中，最吸引眼球的无非是“专家”给出市场估价的那一刹那，估价总是被安排得有几分矜持，甚而神秘，持宝人的心理预期与估价之间的落差，成为电视节目最重要的看点。无论这个落差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持宝人近乎滑稽的表情总是会被摄像头所攫取、定格。在今天，收藏有时等同于一笔未知的遗产，有时则意味着一笔回报丰厚的投资，艺术品的价值、艺术之于人生的意义，在价格面前显得无足轻重。

　　在中国古代，收藏就有好事家与赏鉴家的分别。宋人米芾说：“家多资力，贪名好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此谓好事;若赏鉴，则天资高明，多阅传录，或自能画，或深画意，每得一图，终日宝玩，如对古人，虽声色之奉不能夺也。”好事家与赏鉴家的分野在于，前者贪名，后者笃好;前者耳食之徒，后者行家里手。

　　今天的拍卖场中，不乏耳食之徒，他们带着种种著录与印鉴词典，到现场按图索骥。事实上，根据著录或是印鉴伪造作品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伎俩。一个偶然邂逅的收藏家，说他喜欢皇帝的富贵气，因此大量从拍卖会买下清代帝王书法，至于作品的真伪，他竟然相信自己从未经过训练的眼光。我还曾听到过竞买场上一段有趣的对话，“沈从文有名吗?”“有名，他好像是作家，写过《围城》。”“那我就买。”沈从文到底写的是《围城》还是《边城》，竞买者并没有兴趣深究，他要的是沈从文有名，那将保证沈从文的作品不断升值。

　　在土豪扎堆的收藏圈，并非没有真正的收藏家。有些人不仅建立起自己的特色收藏，还让他们的藏品充分发挥作用。台湾何创时基金会的何国庆先生最近在上海举办他的收藏展，题为“万历万象”，分宗室与大臣、戏曲与文学、东林与西学、大师与贵人等专题，展示他收藏的明末清初书画作品近300件(套)，其中汤显祖、李时珍、徐霞客、卢象升等人的手笔，即使在博物馆也难得一见。何国庆先生所创办的基金会，大陆观众也许并不陌生。1999年，他们独家出资，与大陆民间社团沧浪书社在苏州联合举办“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很多海外书法史学者第一次出现在大陆的学术活动之中。会议秉持的学术规范与平等精神对后来的学术会议具有示范作用。何创时基金会在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版研究性的收藏图录，2003年，基金会收藏的数百通明代名贤尺牍也出版面世，这些信札的释文与考证文字耗时数年，其学术含量与质量远远超过许多大博物馆的同类出版物。

　　数十年来，何国庆先生收藏了数千件古代书画，并且有意识地将重点放在明末清初。与何先生有过接触过的人，不难感受到他对晚明文化充满好奇与敬意，他甚至是这段历史的研究者，那些作品背后的人物、故事、情怀与历史记忆，他都谙熟于心，每谈到它们，如数家珍，情绪振奋。毫无疑问，何国庆先生收藏这些作品花费了大量精力与金钱，这些作品现在无疑都增值了，但这不是他投身收藏活动的根本寄寓。就像前面所说，何国庆先生组织团队对藏品进行基础研究，出版图录，以方便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他组织展览，精心设计专题与陈列形式，以吸引更多爱好者观摩，与他一道感受、思考那个文化璀璨的时代;他赞助学者到台湾进行短期修习，赞助书法学术活动，以推进艺术史研究走向深入。凡此种种，不仅使得艺术品的价值不断被发掘、被认知，也培养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爱与自信。就何国庆先生个人而言，他的人生也在持续的寻索、辨析、收藏、探求之中变得丰盈与美好。

　　何国庆先生称得上米芾所说的“赏鉴家”，只是更多现代色彩，不仅独乐乐，且施惠于人。有心的收藏家要做到何先生那样，似乎也不无可能，只是“资力”之外，还需要有胸次与眼光。当然，我们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这么做。在米芾笔下，那些“好事家”热衷收藏书画，虽说出于贪名好胜，但多少还有些附庸风雅的意思。今天的收藏家即使当不了赏鉴家，起码也该向好事家看齐。若将艺术品解析为纯粹的价格与数字，那真是辱没了那些伟大的艺术。

　　(作者为艺术史学者)